文史结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看家本领”，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中，作者正是视此为研究基础和路径的。这既是源于秦汉时期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属性，也是作者在学术研究上追求通家气象的时代回响。

文史结合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察……”。［11］文史结合就意味着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以史为基础，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刘著以实证为基础，立足于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意识贯穿于全书始终，体现一种学术自觉的研究理念和意识。对每一问题的论述都以史料为基础，做到论从史出，不作凌空放言和虚拟的主观推想。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中，刘先生大量援引原始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本书使用的主要史料《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西京杂记》《玉海》《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数十种之多，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如在“秦汉文化分区的依据”一节，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浓郁的安土重迁的乡情观念（第6页），引用了《汉书·元帝纪》内容：“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接着连续举了两个《史记》中的例证：项羽功成名就，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秀夜行”。刘邦暂都南郑时，群臣“皆山东人”，颇多思归，故刘邦最初曾想定都洛阳。又引用了《潜夫论·实边篇》论述、马援“马革裹尸”、班超“年老思土”、秦汉铜镜中“毋相忘，莫远望”、秦汉诗歌大量的思乡之作多个例证证明。又如在第二章第四节论及南楚文学地理，通过对《汉书·王褒传》记载九江被公就长于《楚辞》而被征招；1977年安徽阜阳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包括《楚辞》残篇竹简等史料的分辨和考析，说明南楚淮南国地区《楚辞》非常流行。进而通过“源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同时，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及研究成果”的西汉文学编年考订，认为“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楚辞》是刘向所编，事实恐非尽然”，得出淮南王刘安文人集团“多崇尚《楚辞》，且对《楚辞》有所编订”（第95页）富有新见的结论。刘先生论述皆凿然有据，得出的观点，自然深入肌理，具有新颖而又稳当的学术价值。(www.daowen.com)

文史结合还表现在全书考论兼备的研究方法上。跃进先生十分重视资科的考证和史实的勾稽，主张“原原本本，老老实实，从实证上下工夫”，同时强调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仅有文学本位意识和文献积累意识还远远不够”，“理论创新意识的强化才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化的根本动因”。［5］理论阐释与文献考证为体现“理论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在具体问题研究上，文献考证与理论阐释之兼擅，实证与理论兼容成为刘著的特色。以扎实的史实为基础，探赜索隐，分析考辩，使本书的论述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在考证翔实的同时，作者带着问题意识，使论述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别具深度。在讨论秦汉时期的八个文化区域，以充分扎实的史实文献为根据，对文化区域中的文人群体、作家作品、文风变迁、行政设置以及文学发轫进行逐一细致梳理、分辨，而围绕这些考证展开的阐释与论述则多角度、全方位呈现给读者立体、系统的秦汉区域文学的影像。每一部分考论兼备，二者相互发明，呈现了一种新的学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