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既是一定文化背景的产物，其自身同样是特定文化的构成部分。文学与特定文化是水乳交融难以分割的关系，秦汉文学的特质尤在于此。“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决定于文学自身的文化特质”，［9］秦汉文学处在文学自觉的前夜，在各种因素混合一体中蕴含着文学独立的因子，因此，只有在文化视野的观照下才能见出其独特面貌和精神气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就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品格。

刘先生曾说：“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1］认为只有打破狭隘的学科划分，突破逼仄的文学观念，拓宽文学研究领域，才能在宏观上俯瞰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既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具体作品的细致辨析，又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10］只有“深入到历史的真实之中”，只有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才能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学，只有也应当在宏通的文化视野之下解决文学史问题。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绪论部分可视为全书的总纲，显示了作者以文化视野研究秦汉文学的明晰理路。绪论部分四节内容，立足于秦汉霸道与王道嬗变的政治文化背景，提出秦汉文化分区的依据，根据自然地理特别是人文地理的差异，将秦汉时期的中国划分为中原、江南、巴蜀、幽并、河西等八大文化区域，探讨八大文化区域的载记，指出“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多集中在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第49页）。上编九章，逐次梳理和剖析了三辅地区、“三楚”地区、鲁地、齐地、河西走廊、江南地区、巴蜀地区、黄河以北地区等区域文化的行政设置、民风民俗、文学发轫、文风变迁、文人群体、作家作品，展现了不同区域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特征。认为楚人好巫，对于天人之际特别关注，“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宇宙意识”（第84页）；齐俗以“舒缓”为核心，“多辩知”，形成了“‘齐学’不主故常，追求贯通风气”（第126页）；齐地道家文化发达，文学创作上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好作“诙谐隐语”（第126页）；江南学术文化以史学为主流，儒学并不兴盛，道教影响广泛，“在江南文化基因中，离经叛道的色彩比较浓郁”（第157页）；巴蜀地区“经学不十分发达，道家以及由此派生的出来的道教文化格外发达”（第174页），深刻影响着这一地区文学创作；黄河以北的三晋地区“诈力相倾，矜夸功名”的风俗，文化建设方面以法家为本，“注重实用品格”，使得这一地区文学发展滞后和迟缓（第201页）。这些判断和分析堪称精辟，足见作者在文化视野下对秦汉文学空间研究的宏观把握。(www.daowen.com)

传统意义上的秦代文学，总是处在先秦文学“附录”或汉代文学“引论”的地位。对其如何重新认知和评价，跃进先生认为：“这就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来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学”。［5］183不仅应把文学文本纳入研究视野，对文学产生的背景资料，如秦汉简帛、秦汉画像石等出土文物及与文学密切相关的音乐、舞蹈、绘画等非文字文献，特别是文学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应纳入研究视野。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中，刘先生在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认识和观照秦代文学，展现了令人惊喜的发现。如《吕氏春秋》长期以来仅仅作为一部杂家著作而被忽视，作者指出，“它在秦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价值和在三辅地区出现的文化意义”应得到重视（第65页）。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意在“扭转秦人不文的局面”，很有必要对《吕氏春秋》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跃进先生认为，最近几十年出土文献的发掘，为秦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下葬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两件木牍，正反两面都有字迹，是安陆士兵黑夫与惊两人写给衷的家信。这些信件，文字通俗，“为秦代文学史平添了新的史料”（第93页）。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格式整齐，文风质朴，“对于后代七言诗的形成当有影响”（第78页）。再如咸阳秦代梁山宫遗址踏步空心砖画像龙璧图、驷马图的发现，“非常生动地再现了秦代的生活画面和浪漫的想象”（第78页）。如果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纯文学的范围内，就很难全面认识秦代文学的真正面貌和特征。而只有从宏通的文化视野观照秦代文学，才有如此别出手眼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