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往往打下这个时代的烙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其实关注作品的地域性特征，早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其中“十五国风”就是按照不同的王国与地域音乐来划分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了“江山之助”的命题。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注意到地域特点与文学风格形成的关连：“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2］近代刘师培先生在其《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中国分为北部是“山国”，南部是“泽国”南北两大地理区域，这种地理差异模塑了南北文学迥异的风格。北方“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两端”，南方“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文学地理学是当今热门的研究领域，“从地域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研究，或者说对中国文学进行地理学的研究，是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需求，也是学术界的共识”，［4］刘先生在此领域是重要的开拓者和积极倡导者。被称为20世纪文学地理研究扛鼎之作的刘师培先生重要文章《南北文学不同论》，正是跃进先生在前人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并将这篇文章附录其中。他多次强调“她（文学）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间。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5］“我自己现在关注的是‘秦汉文学地理’。这个文学地理研究很有意思。当我们把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的坐标上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言而喻了。”［6］《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显示出刘先生在文学地理研究上独特的思考和新致的思维路向。

文学地理研究最基本、最首要、也是最为繁难工作是文学地理分区。《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旨在探究秦汉文学的空间分布及其特点形成的历史原因。刘先生总结和反思前辈学者有关秦汉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认为单纯地从行政区域、地方语言、经济发展、区域文化等角度进行地域划分还有不尽如意之处。他充分尊重历史，根据秦汉地理区划的实际情况，进行事实性的分区。这种分区，综合考虑各种因子，而最重要的是自然地理因素，因为“文化区域往往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或者依托交通要道，绵延伸展”（第9页）。认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华山、太行山等山脉及黄河、淮河、长江等三大江河流域。太行山以西的秦人故地，分为三辅文化、河西文化、巴蜀文化。长江以南地区开发较晚，统称为江南文化。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统称为幽并文化。太行山以东的南部地区，即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的文化区域，分为齐鲁地区文化、河洛地区文化和荆楚地区文化。值得指出的是，对秦汉时期八大文化区域划分迥异于民国迄至今日，许多地理文学研究论著习惯于以现行政区划来讨论文学地理的做法，显然这是更为科学、严谨和聪明的做法，因为“把现在省拿去来作单元，去分割元明清三朝的人物是大略可以的；拿省作单元去分割前此以上的人，反而把当时的人物在当时地理上的分配之真perspective零乱了”，［7］刘先生这一地理分区有助于建立秦汉文学地理的宏观认识，构筑起有关秦汉文学地理的一个大框架，具有创新性。(www.daowen.com)

在越来越受到学界热切关注的今天，文学地理研究本身也不可回避地存在一些问题，“对地域文学理论的探讨显得较为空泛……很多所谓的地域文学研究只是中国文学史的细化。一些地域文学研究，往往演变为单纯的诗人作家占籍考或籍贯地理分布”。［8］《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很好地克服了这一流弊。作者别具匠心地设计了“时空交融”研究路径：首先在秦汉文化系统下完成了秦汉文学地理分区，接着条分缕析地探讨八个地理分区的文化背景、地理因素、文化传统、文人群体多种因素，认定各别地理区域文学发展的程度及其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揭示八个地理分区文学成长的背景与现实过程。从宏观着眼，通过区域之间的比较，勾勒出在时间的横切面上，各区域所在的位置与各种力量的走向，把握各地域文学文化乃至整体力量的消长变迁大势。随后作者按照“以人系郡国，以郡国合区域，以区域呼应统一国家”思路爬梳了秦汉文人在郡国的具体的地理分布。这样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给文学作家及文学作品定位，循着“文学坐标”有利于清晰地考察、认知秦汉文人。如司马谈、司马迁属左冯翊，杨氏属弘农郡，地理分区上的“三辅地区文学”，立体化还原了文学场域，给人带来眉目朗然的感觉。这一富有创见的思维路向为当下的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范式，也足以让人对声音宏大的文学地理研究充满了信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