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衡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摘　要：老腔戏曲故事的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在上下级关系尤其是君臣关系方面，其总体立场是下级要服从上级，臣僚要忠于君主。对其主忠贞不渝，宁死不降的人常常被塑造为英雄形象。相反，那些立场举棋不定，见风使舵的人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在呈现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老腔又自然而然地表现并宣扬了那个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人伦秩序，并对广大观众有一定的濡染作用。

关键词：老腔；文本叙事；君臣关系；文化蕴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文化部项目：关陇地方戏文化生态调查研究（13DB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衡（1978—　），陕西宝鸡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现当代文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社会是人的社会，因而人际关系无疑是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人际关系是社会人群中因交往而构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具有多样性，人与人之间彼此借由思想、感情、行为等形成的吸引、排拒、合作、竞争、领导、服从等互动关系都属于人际关系的范畴。由于社会关系具有多面性，且每一个人一生都要扮演多种角色，在角色、职责、身份和生活圈子有差异的情况下，人的社会关系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任何人来讲，其社会关系也必然存在多个层面与义项。受文化传承和习俗惯例的影响，人际关系乃至社会关系既是一种群体性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个人化的公共文化现象并丰富着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内涵。因此，广而言之，人际关系也是一种文化制度模式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作为文化制度模式与社会关系的表征之一，不仅具有多样性，也具有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由于同一人际关系在角色、职责、身份和生活圈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有相近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故而，同一类的人际关系必然存在相同相似的地方，这一特点亦即人际关系的传承性与稳定性。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但由于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对每一个人来说，政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与私人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老腔的根基虽然在民间，但它并没有将目光完全局限于底层的平民社会。由于老腔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军事题材，因此，它在关怀和表现平民社会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宫廷政务、仕途经济等上层社会。我们知道，战场和官场都属于政治生活场景。在政治生活中，上下级关系必然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由于这种关系受权力与利益的制约，所以，上下级关系及其矛盾难免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相对于平民社会而言，上层社会虽然有流光溢彩的一面，但它体面的外表下很可能隐藏着许多矛盾冲突甚至血腥的东西，因而上层社会的人际关系则往往更为复杂，矛盾冲突也更为尖锐激烈。在古代政治生活的上下级关系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君臣关系。正因为君臣关系最能体现封建吏治的伦理纲常，因此，长期以来，凡是涉及到封建帝制与朝廷事务的文学作品往往对君臣关系倍加关注。在这个问题上，老腔也不例外。老腔的剧本绝大多数取材于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甚至是事关皇权安危与朝廷存亡的政治、军事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老腔必然要涉及到特定君臣关系的表述与反思。

在《取西川》中，见到刘备时，张松唱道“献帝为君民不康，四方慌慌动刀枪，奸曹他有欺汉意，内挟天子压朝纲，皇叔英勇无可比，何不奋志灭暴强。”［1］。在这段唱词中，张松提到了献帝、曹操和刘备三个人，而且还把他们做了比较。不难看出，在张松的心目中，刘备远在献帝和曹操二人之上，是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张松的言辞虽不无恭维之嫌，但从他后来对刘备的劝说来看，张松对皇室的忠贞何尝不是溢于言表。在劝说刘备攻打益州时，张松说“自古有道伐无道，有德讨无德，皇叔乃汉室宗亲，漫说今占小郡，一统帝位，也不为过耳。”［1］张松本在益州牧刘璋帐下，他却暗中私通刘备并助其攻打益州，本应属于卖主求荣的叛逆行径。然而，只因刘备乃汉室宗亲，因此，在张松看来，不要说占领益州一郡，即使刘备一统天下，成为皇帝也不为过。张松的这几句话既是劝说刘备，也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他看来，当时的国家政权只有汉室宗亲刘备继承才是合理的，其他诸如曹操、孙权等人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做法都应该是讨伐的对象。显而易见，张松是基于传统的“君臣”关系和伦理规范而做出的判断。在他的心目中，包括曹操、孙权在内的各方官员与军事首领都应该对汉室称臣，都不应该有称帝的野心。不仅张松持有如是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取西川》也没有把张松塑造成“卖主求荣”的叛徒形象。此事无疑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忠于皇室是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不惜背叛身边的人。后来，张松私通刘备的行为被兄长张肃发现并告发，张松因此被杀。今天，在我们看来，张松落了个首身异处的下场，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并不只是他自己谋事不周的缘故。同时，文本故事也说明，才俊之士张松也无法逃脱成为刘备与刘璋等君臣矛盾牺牲品的宿命。其实，在三国时期，可以称得上汉室宗亲的，远不至刘备一人，只是众多文学作品延续了《三国演义》独尊刘备的传统，老腔的剧本《取西川》也不例外。

在《取西川》中，刘备听信了张松的建议准备攻打西川，发令前，他征询诸葛亮与庞统的意见“二位先生，张松所言，取川之事如何？”［1］。其实，刘备攻打西川的主意已定，征询意见只不过是为了统一意见而已。当时，庞统也看明白了刘备的心思，为了抢占头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主动迎合刘备的心思表示赞成，并愿意为攻打西川立下军令状。看到庞统的态度，诸葛亮不由得担心了起来。为了阻止冒险进军给蜀汉大业带来重大的损失，诸葛亮急忙劝刘备“主公不可，刘璋虽然软弱，内有黄权、王垒，乃智谋之士，外有张仁、严颜，万夫难敌，不可轻进，请主公慎思”。［1］。显而易见，诸葛亮已经意识到了刘备的想法不切实际，并存在风险，但他只能在遵循君臣之礼的前提下，劝说刘备。为了说服刘备，诸葛亮不惜当面指责庞统，甚至借用天象预言贸然行动的严重后果。他说：“主公，庞士元不识时务，强要取川，卧夜观天象，见太白星临于洛城，后必有大灾，请主公再思！”［1］尽管诸葛亮的分析不无道理，但面对刘备的一意孤行，诸葛亮只说了一句“臣领命”。然后，他便默默地退去。虽然诸葛亮坚决反对攻打西川，但当刘备执意要攻打西川的时候，他就不再固执己见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镇守荆州的任务。诸葛亮之所以如此，原因也无非是为了遵循君臣之礼。后来，庞统兵败落凤坡并命丧黄泉，使蜀汉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就这次败仗而言，既有庞统过于自负，不善于带兵的责任，也有刘备轻信人言，决策不当的责任。庞统命丧落凤坡，他为自己的失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于是，他已无法兑现军令状，别人也无法追究他的任何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蜀汉大业蒙受的损失应该由刘备负责。可是，刘备是蜀汉集团的首领，在集团内部，谁人敢向他问罪？之所以如此，无非因为刘备作为“君主”享有充分的豁免权。(www.daowen.com)

面对惨不忍睹的伤亡场面，刘备除了把责任归之于天命之外，就是寄希望于来日再报血仇。他唱道：“谋事在人成在天，使尽机关也枉然。不料误中张任计，落凤坡前丧士元，叫声文昌和汉升，快快计谋雪此冤。”［1］显而易见，刘备用并不存在的天命和一个还未实现的设想翻过了兵败落凤坡的这一页历史，也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后来，诸葛亮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反败为胜并一举攻下了西川，事实最终证明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及其对蜀汉的忠诚。面对胜利，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因此指责刘备固执己见及其冒险行为。当刘备唱道“实服先生运筹能”时，诸葛亮对答道“一心只为扶炎刘”［1］。张任被张飞生擒后，刘备劝他说“将军！若能降吾，便不失封侯之位”，可张任却并不领情，他对刘备说：“自古忠臣不侍二主，岂能偷生！”［1］见张任不为功名爵位所动，诸葛亮连忙从弃暗投明的角度劝说：“将军岂不闻，良鸟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你主季玉软弱之君，西川终归我主，吾主大汉皇叔，将军归降，乃应天顺人。自古应天者存，逆天者亡，请将军三思。”［1］。听了诸葛亮的劝说之后，张任不但不为之所动，反而义正辞严地斥责诸葛亮是奸诈小人，并表示宁肯一死，也不变节。张任说：“诸葛亮，我把你个奸诈小儿，今中你计，要杀开刀，要吃张口，生而何喜，死而何惧。今日一旦刀下死，留得名声震乾坤。”［1］张任宁死不降，最终死在了张飞刀下。张任忠于其主并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虽然刘备没有得到张任，但他对张任的人品却钦佩之至。张任死后，刘备不仅厚葬了张任，而且还坚持春秋二祭。张任忠于其主，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甚至视死如归的精神也成为后世的美谈，有诗云“张任勇烈岂轻生，忠义不侍二主公，高明方似天边月，夜夜清光照洛城”［1］。在《取西川》中，刘璋与张任是上下级关系，刘备与诸葛亮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也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我们不难看出，作为首领的刘璋虽然为人懦弱多疑，缺乏谋略，但作为刘璋麾下大将的张任却对他忠贞不二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张任的仗义之举还成为后世的一段佳话。同样是刘璋下属的张松，却因私通刘备被杀。虽然张松有追随皇室的一面，但也有不忠于其主的一面。在剧作中，作为君主的刘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作为臣子的诸葛亮不仅对刘备绝对服从，而且忠心不二。显而易见，《取西川》告诉人们，在封建时代，君臣等上下级关系是极其森严而复杂的，忠于君主或首领是必须的。不过，在军阀割据或国家政治版图分裂的情况下，忠于君主与忠于其主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矛盾。

在《战冀州》中，袁绍听说孙坚得了传国玉玺，便对孙坚说：“吾奉大义灭贼，玉玺乃国家之宝，汝既得之，纳于盟主，诛了董卓，复归朝廷，为何暗昧，早献出来，免得生祸。”［1］看到事情败露，孙坚杀了告密的王苟后，便火速逃往江东。当袁绍得知孙坚未献玉玺却借机返回江东的消息时，便勃然大怒，甚至命令刘景升差遣蒯越、蔡瑁发兵围追堵截孙坚，以抢回玉玺。虽然孙坚最终摆脱了围攻，但他只能落荒而逃。玉玺本为孙坚所得，他留在自己身边也无可厚非。可这种做法，袁绍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袁绍是诸侯讨伐董卓的盟主，所以他认为各路诸侯的战功与战利品都应该属于自己。于是，他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求孙坚献出玉玺。在孙坚没有满足盟主袁绍的要求时，袁绍便以讨逆的名义对孙坚大动干戈。这无疑说明，在袁绍看来，下级必须服从首领，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在《天水关》中，诸葛亮命令关兴、张苞、魏延、王平、马岱、邓芝、高翔等将领准备起兵伐魏。赵云一看出征将领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姓名便质问诸葛亮，“丞相点兵伐魏，末将为何不提”［1］，诸葛亮连忙解释说“非吾不用，因你年纪高迈，此去不能济事”［1］。听了诸葛亮的解释，赵云非但没有放弃领军出征的想法，反而决意前往甚至置生死于不顾，他说：“丞相，我赵云自随先帝来，临阵不退，遇敌当先，大丈夫得丧疆场者幸也。”［1］。面对赵云的要求，尽管诸葛亮百般劝说，但赵云还是不为所动并执意要做首战先锋。无奈之际，诸葛亮只好让邓芝陪同前往。打死韩德父子五人之后，赵云对夏侯懋仍紧追不舍。诛杀韩德父子，并将夏侯懋围困于南安城，无疑证明了赵云勇猛不减当年的英雄气概。于是，他不无嘲讽地说：“丞相道末将年老，是吾立诛韩德父子五人，追赶夏侯懋，败进南安，闭关不出。”［1］。与此同时，此役之后，赵云勇不可挡的英雄气概使诸葛亮也惊叹不已，诸葛亮赞曰：“老将军威名尚在，世之少有。”［1］然而，南安城易守难攻，夏侯懋的救兵崔谅又接踵而至。因此，赵云不得已接受了诸葛亮智取南安的建议。诸葛亮、马岱、关兴和张苞用计包围了崔谅，并以南安太守的官职诱降崔谅。为了逃命，崔谅虽然愿意投降并接受了劝说守城将领杨凌叛变，与蜀军里应外合生擒夏侯懋的建议，但当他见到夏侯懋和杨凌时，还是说出了实情。这无疑说明崔谅并不是以名利为重，故而，他不愿意背叛魏主。

听了崔谅的陈述后，杨凌也说：“崔太守，我等受魏主之恩，岂肯背信弃义投降，孔明既叫汝前来，只可将计就计。”［1］后来，崔谅与杨凌兵败，姜维率部救援。没想到，姜维也被蜀军围困并导致粮草匮乏。为解决燃眉之急，姜维率部抢夺蜀军的粮草，却中了诸葛亮“调虎离山”之计。不但自己被蜀军包围，还丢了城池，就连自己的老母亲也被魏延扣为人质。面对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姜维柔肠寸断。可为了魏主，姜维还是忍着巨大的悲痛返回天水搬救兵支援。在母亲被扣为人质的情况下，姜维仍然坚持征战，其忠心着实可嘉。让姜维没有想到是，天水太守马尊却误认为姜维已经叛变，不但不接风洗尘，反而命令众将官对姜维乱箭齐发。无奈之中，姜维只能离去了。逃亡过程中，姜维又被蜀军的伏兵包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姜维才被迫选择了投降。由此可见，在姜维看来，对其主尽忠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在《天水关》中，不仅姜维，赵云、崔谅、杨凌对其主的忠诚也令人十分感动。赵云作为久经沙场的古稀老人，之所以把生死置之度外还要自告奋勇地上战场，是因为他对先帝忠贞不渝，因此，他情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蜀汉大业。赵云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显然体现了他的忠君思想。崔谅不为名利所动，杨凌的立场坚定也体现了他们对君主的忠诚。

在《张良归山》中，张良与韩信为刘邦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征战一生，并最终协助刘邦取得了帝位。然而，事成之后，韩信却被吕后诛杀。因不满忠良被害，大将军英布起兵造反，并将刘邦围困于淮南城。紧急关头，张良又挺身而出，平了反叛，化解了刘邦的危机。虽然张良也怕自己落个像韩信一样的下场，而弃官归山修行，但从他挺身而出，解淮南城之困来看，他对刘邦的忠心可见一斑。《四圣归天》中，在抗击商纣的摩家四将接连失败的情况下，姜尚不无担忧地唱道：“身为国家多担劳，只为吾主把心操。何日灭却摩家将，万分愁肠一旦消。”［1］无奈之中，姜尚只好派杨戬出战，但仍未能取胜。杨戬从虎口逃生，回到姜尚身边后，姜尚亦喜亦忧，喜的是杨戬神通广大，能够从死里逃生，有此良将，周朝的江山就有了希望；忧的是商纣的进犯还没有受到有力的阻击。在当时，周朝还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摩家四将的进攻。于是，姜尚唱道：“为国为民在心间，不知何时天下安。还是吾主洪福重，当兴周朝八百年。”［1］正因为姜尚、杨戬和黄天化等坚持不懈，英勇抗敌，摩家四将最终被杨戬和黄天化收服。不仅如此，在杨戬的协助下，土行孙、邓玉蝉和邓九宫也相继归顺了周王朝。不难看出，在《四圣归天》中，姜尚始终心系周王朝，以国事为喜，亦以国事为忧。

《空城计》中，孟达私通诸葛亮，并与申仪、申耽密谋反魏归蜀。没想到申仪与申耽向司马懿告了密——“近有新城太守孟达，请我二人私通孔明。我兄弟难以推诿，勉强应允。唯恐忠奸不分，连累我身家性命，因此捷告此情。”［1］听了二申之言后，司马懿说，“匹夫造反，你兄弟来禀忠言，此是主上之洪福也。孟达反魏，必望你兄弟做事，你二人正当擒”［1］。申仪与申耽遵命行事，与孟达见面后，孟达问他们：“你我商量，今日反魏归蜀，是该先取洛阳还是先取长安？”［1］二申答曰“先取反贼项上头颅”［1］。孟达因为申仪与申耽的告密不但起义失败，而且最终被司马懿所杀。其实，申仪与申耽也不是什么值得令人钦佩的忠义之人。他们既追随过曹操，也归降过刘备，最后又叛蜀归魏。可当孟达要叛魏归蜀时，他们二人却背信弃义，向司马懿告了密，并导致孟达死于非命。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二申之所以要屡次“炒其老板的鱿鱼”不全是利益的考量，因为他们起初本身就是豪族大户。当然，这也不是单纯的择良主而从，择良木而栖的问题，还可能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手段，二申对孟达背信弃义也不无贪生怕死，担心身家性命的原因。二申与孟达曾经都是蜀汉的叛逃者，再回蜀汉去他们必然又要经历一次叛逃。事到临头，二申还是动摇了反魏归蜀的信念。信念既已动摇，对孟达的背信弃义就在所难免了。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正好符合司马懿的利益，并给其留下了忠贞不二的印象。于是，二申就成了司马懿眼中的忠臣与功臣。由此可见，在老腔故事中，人们可能各为其主，但忠于皇权却更为重要的。一个人也可能会屡换其主，但从其主的角度来说，前嫌可以不记，但必须忠于自己。

虽然老腔讲述的故事是通过人物的对白、唱腔与表演再现给观众的，各个人物的叙事视角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每一部老腔都有一个总的叙事视角。虽然人物有忠奸贤愚之分，在故事的进展中，也可能有人会背叛其主投诚敌方，但剧作并非根据人物一时的行动对其进行道德审判，而是根据人物的主要方面与最终选择及其影响对人物定性。因此，剧作同情什么，批判什么，原谅什么，赞扬什么往往是既定的，也是鲜明的。在老腔中，虽然故事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在上下级关系尤其是君臣关系方面，它总的立场就是下级要服从上级，臣僚要忠于君主。对其主忠贞不渝，宁死不降的人也常常被塑造为英雄形象。如张任宁愿死于张飞刀下，也不愿投降的壮举，令诸葛亮也惊叹不已。当然，老腔中也不乏下级背叛上级，臣僚背叛其主的事例。不过，从戏剧故事来看，这些事变的发生不全是臣僚下属们的责任，也可能与其上级甚至君主的某些错误行径有关。如姜维反魏归蜀，就是逼上梁山——其上级马尊因为误解，对姜维见死不救，迫使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投诚蜀汉。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继续率领蜀汉军队北伐曹魏，与曹魏名将邓艾、陈泰、郭淮等多次交手。后因蜀中大臣也有不少人反对姜维北伐，而宦官黄皓弄权，姜维杀之不成，只得在沓中屯田避祸。后来，司马昭五道伐蜀，姜维据守剑阁，阻挡住钟会大军，却被邓艾从阴平偷袭成都。刘禅投降后，姜维希望凭自己的力量复兴蜀汉，假意投降魏将钟会，打算利用钟会反叛曹魏以实现恢复汉室的愿望，但最终钟会反叛失败，姜维和钟会皆死于乱军之中，享年62岁。姜维弃魏归蜀被看作是弃暗投明，入蜀以来，为挽救蜀汉的倾覆，他视死如归，驰骋疆场直至残死在乱军之中。他对蜀汉的忠诚及其英雄壮举成为一段美谈，也令人肃然起敬。相反，那些立场举棋不定，见风使舵的人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如孟达。另外，在三国叙事中，老腔与《三国演义》一样，存在着明显的“尊刘”倾向，如投诚刘备的黄忠、赵云、姜维、王平、夏侯霸等人都被塑造成了英雄形象。

老腔的文本故事虽然主要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也可能是经文人之手加工而成，但当它进入演出环节时，是通过民间艺人呈现给观众的。老腔雄壮豪迈，声情并茂，演员在演出活动中非常投入。因此，在演出活动中，老腔艺人无疑宣扬了老腔故事所表现的价值立场与思想观念。由于老腔多取材于宫廷与军事题材，因而老腔艺人在舞台上讲述或表演的故事常常是关乎国家社稷的故事。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他们向观众呈现了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上下级关系尤其是微妙复杂的君臣关系。“文学语境中的‘君臣关系’样式颇多，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君臣关系的真实记录或艺术再现，有褒扬的，令后人渴慕不已；有贬斥的，叫人无限感慨和唾弃。”［2］在呈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如前分析，他们又自然而然地表现并宣扬了那个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人伦秩序。这些民间艺人在舞台上如痴如狂，在舞台下，他们对老腔故事念念不忘。这一切既体现了民间艺人们对老腔艺术的珍爱，也体现了他们“处江湖之远仍忧江山社稷”的情怀——积极的入世精神。此外，由于一部老腔剧作排演成功之后会反复上演，因此，它必然也会反复地向广大观众宣扬其价值立场与思想观念——老腔所宣扬的剧中的人伦之礼尤其是君臣之礼必然对广大观众有一定的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