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可知，江南主要有火葬、停柩不葬和地痞阻葬三个丧葬问题。这三个丧葬问题之所以形成，与江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低海拔、平原型的地貌，密集的水网，以及丰富的降水是江南丧葬问题形成的三个主要自然因素。江南海拔很低，最高处不超过10米，最低处低于3米。江南有水乡泽国之称，湖荡河流交织，水网密布。太湖沿岸有大小河流200余条，组成太湖水系。黄浦江水系由斜塘、拦路港、淀山湖、俞汇塘、泖港等构成。杭嘉湖以南地区，有钱塘江、曹娥江和甬江三大水系。江南地区气候为亚热带气候，降水量十分丰富，年平均降水量1000～1500毫米之间，降雨多在夏季6—8月份之间。期间会出现大雨和暴雨，容易发生内涝灾害。

经济、文化和人口是江南丧葬问题形成的三个社会因素。江南经济和文化都非常发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集约化水平，水稻种植一年二作，手工业生产亦有很高的发展水平，蚕丝和棉纺织业与农业生产并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成了大量市镇的产生，这些市镇辐射国内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不同的地区，而且影响到当时的世界经济。发达的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发展水平甚高，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诂经精舍、无锡的东林书院等闻名全国的书院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人才，科举鼎盛，图书出版和收藏更是冠绝一时。有了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江南民众的生活很优越，不仅在国内是最好的，甚至比17、18世纪的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还高^[49]。这些因素催生了密集的人口。1850年以前的几百年中，江南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太平天国前夕的1850年，江南人口约3600多万^[50]。清代前期江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人，人均耕地不足2亩^[51]。

江南水网密布的平原型地势使得葬地相对较少，而密集的人口大大加剧了这种局面，当地出现活人与死人争地盘的形势。康熙二年（1663年），著名思想家陈确曾讲述了家乡杭州府海宁县的这种情况。“每葬一棺，必博求良产，动废数亩，其茔封开广者，或至一二十亩，农民拱手，不敢复业，可为大痛。今一邑之中，终岁举葬者，不啻百家，岁废千亩，是夺千人之食也。”^[52]在非富即贵的大家族，对葬地的数量和质量都要求高，这就抢夺了农民的不少耕地。这种情况还是发生在因遭受战争创伤而人口锐减的清朝初年，试想康熙中后期到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清朝，江南葬地之紧张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葬地实在是稀缺而昂贵的资源，在礼教的压力下，停柩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然而停柩无法解决葬地问题，数年之后，不得已火化。在这种角度来看，火葬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这也就是前文江苏巡抚陈宏谋讲到的苏州的情况：“苏郡五方杂处，烟火稠密到处水乡，葬地甚少，其死不及葬，日久暴露者甚多。甚有竟用火化，名为火葬。”(www.daowen.com)

无力购买葬地而停柩只是属于社会中下层民众的选择，还有一种停柩的情况则是社会非富即贵的社会上层民众。他们家资丰盈，社会地位高，购买葬地不是问题，问题是要买到风水好的葬地。而这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购得一块风水宝地，少则等待几年，多则等待几十年时间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样以来，这些社会上层民众也就停柩不葬，停柩几十年并非罕见之事，甚至有的停柩长达几代。

在经济平平或者不发达的地区，腰缠万贯的富户较少。在富庶的江南，富贾大商随处可见。他们发达起来之后，就要显示自己的经济地位，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按照儒家葬礼的规定，死者停丧时间的长短与死者身份的高低成正比，死者地位越高，停丧时间越长，反之，地位越低，停丧时间越短。按照士农工商四类身份等级的划分，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他们的停柩时间应该最短。然而，发达起来的江南商人，不甘向意识形态屈服，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延长停柩时间实际上是江南富家大族提升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这是形成江南停柩问题的一个深层因素。

江南的另一个丧葬问题地痞阻葬，也与江南社会生态密不可分。经济发达的江南贫富分化比较明显。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必然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土地，成为无业流民，沦落为地痞等社会边缘人。他们为了生存，往往形成一定的组织，通过非法暴力手段谋取生存。另一方面，富家大族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在丧葬中经常炫富。他们的财富成为地痞等社会边缘人觊觎的对象，阻葬就变成了地痞敲诈富家财富的有效手段。这些富家大族往往“用钱消灾”，轻易满足地痞的要求。长期以往，阻葬风气形成，成为江南社会一个严重的丧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