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中丧葬中，与作佛事和演丧戏相配合的就是宴饮。作佛事和演戏吸引了不少乡里群众观看，他们与丧家的邻里戚友，大大增加了丧礼的人数规模。丧家为了表示好客，也意在显示自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大摆筵席，招待来客。在泾阳县，“自初葬以及窆棺，皆用乐，具酒食款宾客”。^[42]在盩厔县，“其小民之家，乃有盛作佛事，或召优酣饮者”。^[43]

这样以来，丧礼既有俳优的演出，又有客人的饕餮酣饮，丧礼的主题发生了逆转，由悲戚变成了娱乐。因此，这种丧礼遭到社会正统观念的批评。在三原县，“今陋俗，丧事用乐，酒肉燕客，……皆伤情害理之甚，俗之万不可从者，尤当严为禁革，以为世道人心之防”。^[44]在正统观念看来，宴饮是丧礼中伤情害理之事，呼吁地方政府禁止，以维护礼教。有的批评者甚至认为，宴饮之事之所以在丧礼中发生，尽管民众有责任，但地方长官也没有管理，理应被问责。在咸阳县，“然习俗移人，侈靡是竟，乃有盛作佛事，或召优酣饮者，……颓风陋俗，猝不能尽改，民任其顽，亦长官者应分其咎也”。^[45]这位批评者为了谴责宴饮等丧葬陋俗，不惜得罪地方长官。可见，在卫道士看来，宴饮等习俗是十恶不赦的异端。(www.daowen.com)

以上是清代关中丧葬中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地方存在的个别问题，如居丧嫁娶。蒲城县就有这样的事情。“丧期用阴阳家言，有乘丧嫁娶，名曰‘拜丧’。”^[46]丧葬和嫁娶在民众生活中是两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它们的仪式都很隆重。但两者之间的性质是相反的，前者的性质是死，后者的是生。在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社会，何况，清代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47]。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丧葬的地位可能要比嫁娶的高，在丧葬遭遇嫁娶时，后者要给前者让路。对此，雍正在一份诏令中做了分析和规定：“朕闻吉凶异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在三年之内者，《春秋》犹以为非。……愚民不知礼教，起于皂隶编氓之家，有虑服丧之后，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笃及殡殓未终而成婚者。其后商贾中家亦多有之，士大夫亦间为之，而八旗效之。朕甚悯焉。自今伊始，自齿朝之士，下逮门内有生监者，三年之丧，终丧不得嫁娶，违者夺爵褫服。其极贫皂隶编氓，父母卧疾，呻吟床褥，必赖子妇以躬薪水、治饔飨者，听其迎娶、盥馈，俟疾愈、丧毕，而后成婚。”^[48]这份诏令显示，尽管从礼教上讲，丧葬与嫁娶“遭遇”时，后者要给前者让路，但在实际生活中，下至贫民上至士大夫在内的不少民众，将二者的地位翻转过来，以后者为主。蒲城县的民众就是如此，尽管这样的做法不合礼，也不合法，却在蒲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