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恕本人以《易经》中进士，是以传统的科举的途径入仕为官的，他认为做学问应该注重修身养性，经世致用。王恕教育学生要懂得“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的大道理，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做学问的准则。订立二十条学规，对学生的言行举止等方面都做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规定。王恕致仕归家，仍在不断地学习，研究经籍，“辨疑摘疵或终日不倦”［3］16（卷四《祠祀》），并且经常与宏道书院师生“商议可否”。王恕本人的奏议也是“藏秉于弘（宏）道书院”，也为学生们提供了学习的资料。可见王恕在宏道书院的创办、发展的过程中都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弘治十二年（1499），王恕曾经在宏道书院宣讲《石渠意见》，王恕的学以致用、修身、自觉、力行等治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宏道书院的从学之人。王承裕在其父的家学熏陶下，也颇为重视读经。在考经之余，父子讲学的目的在于弘道。谢朝宣有诗言：“弘开绛帐来群英，经传而今须讲明。要作忠臣救朱子，岂徒稽古较桓荣。”［6］13就是说，宏道书院的讲学并不局限于字词的训诂和考据，而是在于宣讲朱子学。宏道书院讲学的业绩，还在于培养理学人才。书院的规定比较严格，要求诸生宿歇于书院，5天放一次假，每次放假半天，每月初的2日和16日考试，平日尚有夜课。正是因为如此，书院造就人才甚多。马理、秦伟、李伸、张原（1473—1524）、雒昂等人，后来皆有学名。马理的经学，当时即受提学官杨一清的激励与赏识。秦伟、马理等人皆与吕柟讲学，是关中讲学高潮的代表人物。马理之于三原学派，犹如周蕙之于河东学派。正是通过马理，以王承裕为代表的三原学派融进了关中讲学的大流之中。(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三原学派的讲学，为关中理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四库全书总目》卷96《愿学篇》第二卷一条说：“关中之学，大抵源出河东、三原。”清人柏景伟说：“段容思起于皋兰，吕泾野振于高陵，先生王平川、韩苑洛，其学又微別。”［7］69“其学微别”，正是新思想注入之意，故黄宗羲有“三原别派”［8］172之定义。王恕父子以经学为号召，却又不局限于经典，而是突破经学注疏、训诂的限制，进一步体认性理之学，达成弘道的目的。因此，三原学派对于后来关中讲学的影响，核心在于对经学的重视与讲求。宏道书院的建成，则为关中讲学提供了新的物质性资源，同时也开创了书院讲学之风气。另外，王恕父子的讲学，崇尚气节，不为空谈。这一点对于此后关中讲学人士的影响可能也是存在的。马理、张原、雒昂等，都曾抗节而遭廷杖。概括地说，宏道书院讲学对关中讲学的贡献有三点：开书院讲学之风气，提倡经学与理学并重的学术思想倾向，培育了大批理学讲学的人才。之后，书院讲学之风，在关中地区的提学官的推动下，愈发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