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师望，两唐书中无传。前引《旧唐书》乔知之传略有提及：“父师望，尚高祖女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初唐时期，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公主婚配对象主要是功臣勋贵及其子弟、关陇旧族的后代和少数民族首领。李渊十八女中有十四位嫁功臣勋贵及其子弟，二人嫁关陇旧族中的外戚子弟，二人嫁少数民族首领。乔氏并非名门望族，乔师望的父祖辈中也并无建国功臣，因此可以推测，乔师望出身并不显贵，只能依靠自身努力才能成为驸马人选。

《旧唐书·北狄传》《新唐书·回鹘传》中都载有贞观二年（628）唐太宗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事。这是乔师望最早见于史载。游击将军，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置为从五品下武散官。唐朝武官共二十九阶，从五品下居第十一级，至少算得上是中级军官，考虑到前三级主要是荣誉封号，这个级别还要高一些。《唐故陇西李公（经）墓志铭》中说李经“年廿三，宾荐擢第，便授怀州翊善府别将、游击将军、赏绯鱼袋。”［5］说明23岁任游击将军是比较早的。游击将军职级不低，一般情况下任职者不可能很年轻，可以推测乔师望此时年龄应该在25岁左右，这应该得益于他在边地战争中的卓越表现。由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前推，乔师望的生年大约在公元603年前后。

唐初许敬宗等编《文馆词林》卷六十四《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载：“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间所服者，使人亦共守安西都护乔师望，量拟远都尉以下官奏闻。”［6］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等伐高昌，克之。其年于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并设安西都护以统之。可见乔师望在贞观十四年后曾任安西都护，正三品。在贞观二年（628）之后的十余年间，其官级上升了五级之多。

《新唐书·太宗纪》载：“（贞观）二十年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及薛延陀战，败之。”［7］《资治通鉴》记载这次战斗的成果是“虏获二千馀人”［8］。这是史载乔师望最为显著的战功。夏州为中州，其都督为正三品。

《全唐文》14卷所收《册乔师望凉州刺史文》曰：“维显庆三年，岁次戊午，十月庚辰朔十一日庚寅，皇帝若曰：於戏！夫恤隐求瘼，义裕於循良；抚众怀边，允资於才干。惟尔正议大夫守凉州都督驸马都尉乔师望，风情敏济，志略明远，夙承荣宠，早预驱驰。仗节秋方，功勤克展，分符朔野，政科伊肃。玉门远控，金城遐阻，人兼北狄，地杂西戎，刺举为难，式遏斯重。是用命尔为使持节八州诸军事凉州刺史、驸马都尉如故。”［9］文中称乔师望为“凉州都督、驸马都尉”，可见他此前已任凉州都督并且已为驸马都尉。从贞观二十年（646）到显庆三年（658），没有乔师望的相关史料。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夏州都督任上的战功，乔师望而被选中为驸马，后调任凉州都督，显庆三年被授凉州刺史。其尚主时间应在贞观二十年（646）之后不久。此时庐陵公主年约27岁，结婚年龄虽然有点偏大，但也不是太离谱。按前文中对乔师望生年的推测，此时他已约44至49岁。公主与乔师道之间至少存在17岁的年龄差距。以常理推，乔师道也不可能至四十多岁一直未婚娶，所以这个婚姻看起来有点奇怪。唐太宗曾想把女儿嫁给功勋卓著的尉迟恭，而尉迟恭要比李世民大14岁，并且早已娶妻，后来尉迟恭以“富不易妻”为由拒绝了这门婚事。武则天杀了武攸暨和妻子，以便把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这样看来，乔师望的婚姻也就并不奇怪了。

高祖第八女九江公主事更具有可比性。《新唐书》列传第八为“诸帝公主”：“九江公主，下嫁执失思力。”［10］执失思力首次出现于史籍中是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作为侵唐的突厥颉利可汗的使者往长安觐见唐太宗，这时他至少在20岁以上。卷一百一十《诸夷蕃将》：“延陀兵十万寇河南，思力示羸，不与确，贼深入至夏州，乃整阵击败之，追蹑六百里。会毘伽可汗死，耀兵碛北而归。复从江夏王道宗破延陀余众。与平吐谷浑。诏尚九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安国公。”［11］可见执失思力尚主应在贞观二十年（646）李道宗破延陀余众之后。那么执失思力此时的年龄也在40岁出头，不可能尚未娶妻。考虑到两位公主的排行，执失思力应该和乔师望年龄相当或稍大，则其充任颉利可汗的使者年龄应该在25岁左右。也就是说两人尚主的时间大约都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前后，年龄也都在45岁左右。这充分说明初唐统治者将公主下嫁这些边地功臣时是丝毫不介意他们的年龄与是否曾婚配的。

册文中对于乔望道的为人与政绩的高度评价值得注意。这一方面看出朝廷对乔师望的欣赏与器重，另一方面也就看出公主下嫁的目的正是笼络乔师望这样至为有用的功臣。

垂拱二年（686），刘敬同奉命北征同罗、仆固，乔知之摄侍御史，监护其军，陈子昂亦随军出征。乔知之《拟古赠陈子昂》有“勤役千万里，将临五十年”句，说明这年乔知之已年届五十。由此前推，其生年约在634年前后。乔师望尚主时间在647年的话，则乔知之必非公主所出。(www.daowen.com)

《唐会要》卷六二云：“显庆三年七月，监察御史胡元范使越巂，至益州，驸马都尉乔师望为长史，出迎之。”［12］658年十月乔师望才被册封为凉州刺史，显然不可能在此年七月任益州长史。《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剑南道上·成都府·广都县》云：“今广都县，龙朔三年（663）长史乔师望重奏置。”［13］郁贤皓《唐刺史考》认为显庆“三年”应为“五年”，可从。益州长史应为凉州刺史任满后调任，从边远中州调任内地大州，官职稍降，可看作是对乔师望年老之后的照顾。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行益州刺史驸马都尉乔君，主婿懿亲，勋门盛族，任高方面。”［14］可知乔师望后来由长史升任益州刺史，在此期间与卢照邻有交往，从卢文不吝赞美的语气看，两人关系还不错。时间应在公元663—666年之间。

此后乔师望还曾任润州刺史。《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云：“武陟公李厚德、范阳公卢承庆、驸马都尉乔师望等，并以懋功明德，作牧朱方。闻风致礼，披云投谒，饥渴道味，极师资之敬焉。”［15］这是说乔师望等几任润州刺史都曾来看望过魏法师，并对道家思想有深厚兴趣。

《全唐文》187卷收乔师望所作《华山西峰秦皇观基浮图铭》一文，这是他现存的唯一的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很容易让读者认为写的就是如今的华山西峰，其实不然。碑铭原名“小华西峰秦皇观基浮图铭”，并有一段作者的署名文字：“唐上元囗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华州刺史襄邑县开国子驸马都尉乔师望制文”。小华西峰，即今华州区南的五龙山，东距华山约30千米。成书于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伏毒寺条”云：“唐上元中乔公铭小华西峰秦皇观基即其地也。”［16］“秦皇观基”条又说：“在小华西峰，唐建浮图镇风，有大唐上元五年七月十五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华州刺史上柱国襄邑县开国子驸马都尉乔师望题铭。”［17］可见此地之前曾建有秦皇观，乔师望任华州刺史时已坍塌，于是他主持在塔基上修建了佛塔以镇风，同时或稍后其他人又修建了伏毒寺。如今塔和寺都已荒废，但遗址尤存，民间将其误传为汾阳王郭子仪儿子郭暧墓。此讹传甚至被收入雍正七年刘於义所编《陕西通志》中，《续华州志》对此进行了辨析。原碑铭中间剥蚀的数字，《续华州志》认为是“五”，《全唐文》诗人小传中认为是“二”。上元二年为公元675年。

乔文为少华山西峰的秦皇观基座上重建佛塔所作。“岩岩灵岳，峻极氛氲。下飞悬布，遥横阵云。雄峰异立，观起秦君。即高因远，岧然出群”［18］，描绘少华山的高大雄伟。“讵假祗园？无劳孤给。乘基表列，载怀兴葺”［19］，是说不需要劳驾佛陀，我自己想修这塔了。说明乔师望很可能以本州刺史的身份决定了该塔的修建。“月桂岭松，参差相及。天歌人梵，往来谣习”［20］，写环境优雅与信徒众多。关于登华山，过去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入山25华里至回心石，30里至北峰，40里到西峰。今天的华山山门距西峰的距离约8.5千米，一般人步行也需要七八个小时。可以想象古人在未开发的山路上要登至西峰会更为困难。所以唐诗中写登华山的极少。而且华山一直以来就是道教圣山，和佛教的“浮图”并无多大关系。因此“天歌人梵，往来谣习”发生在华山西峰就完全不可能。而五龙山距现在的县城不过5千米，距唐时的州治还要更近，且山势舒缓，秦皇观基建在山外坡面的半坡处，官员和百姓都很方便常来游赏。杜甫《忆郑南玭》：“郑南伏毒寺，潇洒到江心。石影衔珠阁，泉声带玉琴。”是说在郑县城外西溪边就能看见伏毒寺，其影子好像就倒映在江水中一样。刘禹锡《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余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屡焉亦曾赋诗题于梁栋今典冯翊暇日登楼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题旧寺》：“曾作关中客，频经伏毒岩。”伏毒岩即伏毒寺，若如华山一样远且险的话，刘禹锡也就不会频繁光顾了。“伊初就列，走实驰名。晚行应止，何为振缨？匈奴乐猎，关塞道清。越裳奉贽，风尘不惊”［21］，这是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对自己从北到南的战功和政绩颇为自豪。“纵诞务闲，归依净域。莲池化造，削成神力。绘彩无施，烟霞无饰。以斯庄敬，回资动植。今之建塔，昔者沉碑。桑田不定，陵谷须移。有非真有，离非久离。思超彼岸，愿入禅枝”［22］，最后表示愿皈依佛教。该文虽然思想和艺术都平平，但对一个行伍出身的人来说就相当不错了。

新旧唐书都说乔师望作过同州刺史，《旧唐书》更明确地说他“官至同州刺史”。则乔师望在华州刺史任后曾任同州刺史，很可能死于任上。郁贤皓《唐刺史考》持此观点。同州为乔师望故里，华州北距同州不过八十里，他的官越做离故里越近，最后叶落归根，正是一般官员仕途的正常轨迹，当然也有朝廷照顾之意。陈国灿《唐乔师望职官年谱》认为，“两唐书将师望‘拜驸马都尉’和‘为同州刺史’特别并提，表明尚主时，师望已经官任同州刺史了”。［23］此论不确。第一，《旧唐书》明确地说“官至同州刺史”，说明同州刺史应是乔师望的终官之位。第二，两唐书并没有指明“拜驸马都尉”和“为同州刺史”为同时发生，而只是表明两件事的时间先后。第三，按一般常理，边地官员不可能调回内地之后，在垂老之年再重新任官边地。

卢照邻另有一篇《驸马都尉乔君集序》，说明乔师望是有文集行世的，惜已亡佚。卢文中有“明霞晓挹，终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团，傥践无生之岸”［24］之句，说明作序时乔师望已经去世，可能是其儿子托父友卢照邻作序。卢文作于高宗永隆元年（680）与武后垂拱元年（685）之间，由此推之，乔师望应该于上元二年（675）至武后垂拱元年（685）之间卒于同州刺史任上。该文中透露了一些乔师望的情况。“香车贵士，不掩龙关；缝掖书生，时通驿骑”［25］，说明其交往对象为“贵士、书生”，既有直接面见，也有书信往来。“坐兰径，敞松扉，北牖动而清风来，南轩幽而白云起。欣然命驾，吊曲江之岂渊；兴尽而归，聆伊川之笙吹”［26］，说明其为政之余颇有山水雅趣，生活悠闲。“三朝庆谒，趋剑履於南宫”［27］，是说他上朝时可佩剑穿鞋，这是皇帝对功臣的极大优遇。“五日归休，闻歌钟於北里”［28］，是说他下班之后常常去欣赏民间歌舞。“雍容车骑，屡动雕章”［29］，说他的车马豪华。“啸傲烟霞，仍含宝思”［30］，说他游山玩水时也有自己的思考。“教训子弟，不读非圣之书”“婚嫁已毕，欲就金丹；轮盖非荣，犹思道树”［31］，则其思想是杂糅儒道。前述《华山西峰秦皇观基浮图铭》中表现出他对佛家思想的向往。可见即使行伍出身的地方官员也无法摆脱三教并行的文化影响，但这种作派很可能是乔师望有意为自己加的层层保护色。坚持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弟，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诚；游山玩水、交游书生、热衷佛道，表明自己无意于争权夺利。正因为乔师望韬光养晦，他才能在高位上得以善终。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新唐书·诸帝公主》说乔师望“为同州刺史”，而执失思力等很多曾官居高位的驸马都尉都不提及其官职，因为他们后来多因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而被处死或贬谪了。

卢文最后对乔师望的文章给出了一个总评：“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虚，不以繁词为贵。足以传诸好事，贻厥孙谋。”［32］此评语中肯实在，不见溢美之词，一方面可见卢照邻的正直老实，另一方面也可见乔师望文章并不出色。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对于卢照邻这样的诗文大家来说，一般人是很难入其法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