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筮述》“义理”易学内容，首要体现在他对《周易》经、传的“原究其情”上，即对经、传的阐释上。他义理方法的运用，或偏向文字、典章的训诂，或偏向思想的分析和贯通。如原筮这个词出现在比卦卦辞。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何为原筮？《周易正义》：原究其情，筮决其意。《周易本义》解释为再筮。……今从《正义》说。［2］p41-1王弘撰在《周易筮述》把“原筮”作为其书第一，目的就在于原究筮的本源及筮的作用。这从他的《周易筮述原序》中已经体现出来，“易者天也，筮者人也，伏羲文王周公言天，孔子言人，盖易至孔子而正德之事备，则莫备于筮。筮者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学也。学之不讲而但求之吉凶。……圣人之以卜筮为教也，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显诸仁，藏诸用，人事尽而天道协，夫岂苟而已哉！”［3］P76王弘撰运用义理方法解释“原筮”之含义，既有文字训诂的方式，同时也有思想内容分析和贯通。

“原筮”“原究其情”首“究”在“错综其数”上。王弘撰认为“此错字与八卦相错之错字虽同而用之自异。”［2］P41-4他引入来瞿塘对“错”“综”的解释，他说：“瞿塘以错为阴与阳相对，父与母错，长男与长女错，中男与中女错，少男与少女错，六十四卦皆不外此错，作错卦图予证之。”［2］P41-5这则是从文字训诂角度阐释“错”之含义。综卦之说，王弘撰认为就是先儒说的覆卦，即颠之倒之，而和或上或下是有区别的。为此，他特举屯蒙相综，他认为水雷屯颠之倒之为山水蒙，这就是覆卦。若或上或下，则水雷屯应为雷水解。但是四宫卦乾、坤、坎、离则颠之倒之和或上或下都是一样的，而震、巽、艮、兑则颠之倒之与或上或下是不同的。他认为“言综不如言覆为无弊”。他把朱熹的观点和来知德观点进行了比照，认为来氏观点累赘，但是又认为来氏的“正综”“杂综”之说，认为“易中变化之妙，全在于杂”。最终他还是以朱熹的结论为准，“子非综而是覆，何也？曰：覆字是先入儒自己立言，故无嫌。来氏是解经以言数为言卦，故未敢谓然也。”［2］P41-5

从《原筮》内容可知，王弘撰“原究其情”第二“究”针对《系辞上传》中的《周易》为人所用的“尚辞”“尚变”“尚象”“尚占”等四事，主要以朱熹对此解释为主，同时引入项安世的阐释，通常是朱熹说法在前，项安世说法在后，然后王弘撰再阐述自己的观点，而王弘撰自己的观点是对朱熹、项安世观点的补充和进一步深化。如对“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的解释就遵循这样的顺序。

王弘撰则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易之体”和“易之用”，然后把变占推延到了物情、人事及德盛之上，显然思想深度要高于朱熹和项安世，说出了筮占的终极目的，就是用于断占人事之吉凶悔吝，把《周易》演筮的天人之学推延到了事功之学上。

“原究其情”第三“究”何谓“开物成务”？以朱熹和项安世观点相对照。但朱熹的解释相对简单，而项安世的解释详尽而丰富。朱熹观点，开物成务就是“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业”，而项安世则认为开物以定人事，成务以决人疑。他认为“聪明睿智”的人就在于“知己”“畜德”，把这两方面结合的最好就是伏羲。

“原究其情”第四“究”何谓“斋戒”？

这里同样是以朱熹和项安世观点相对照。朱熹认为斋，肃然警惕之谓；戒，明天道。是以卜筮以教人而于此焉。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测，如鬼神之能知来也。项安世认为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明于天道之远而察于民事之近，用蓍策开启民智，决断吉凶。圣人用卜筮的方法，即斋心戒事，问之于神而贡献于明智的人。斋即是洗心，戒则是藏密。王弘撰列举朱子和项氏的观点，目的就在于对比中见出不同，朱熹的观点偏重于纯粹从心神角度占筮论述角度，而项氏则不仅从心神角度，更涉及了民事观点，可以说项氏在朱熹基础上更扩展了“斋戒”的外延，丰富了它的内涵。(www.daowen.com)

“原究其情”第五“究”何谓“阖闢”？

同样是以朱熹和项安世观点相对照。朱熹认为阖闢是动静转变的关机，乾坤变通就是化育之功，具象形器则是生物之序，法就是圣人修道所为，神则是百姓自然的日用。项安世认为阖户谓之坤，画为偶爻，闢户为乾，画为奇爻。阖闢的变化，犹如阴阳爻的相杂，六画而成卦也。从阖闢变动迹象看，见于蓍策的叫做象形，于卦爻的叫做器制，而能应用的叫做卜筮的方法，这在项安世看来是极其明白的。由他们观点对比可看出，朱熹观点偏重于理论和应用角度阐述，而项安世则偏重于从源头上探究其生成及其应用。

“原究其情”第六“究”何谓“四象”？

依然是以朱熹和项安世观点相对照。

朱子曰：“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章专言卜筮。”［2］P41-9项氏曰：“制作之本有三，有立象之本，有制器之本，有作书之本，其一曰是。故易有太极，易之太极，即礼之太一也。有太一则有阴阳，是谓两仪，此八卦之第一爻也。两仪各有一阴一阳，是谓四象，此第二爻也。四象又各有一阴一阳，是谓八卦，此第三爻也。八卦既成，则六十四卦皆具而吉凶可见矣。吉凶之变，不可胜穷，万事万物，皆生于吉凶二字。故曰：吉凶生大业，此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也。其二曰：是故法象莫大于乎天地，万物皆奇偶之法象，而天地其最大者也。万物皆具九六之变通，而四时其最大者也。万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者也。三者具而易之道备矣。一家一乡一国，各有占也。而据崇高之极，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知之，全可以为天下之利者，圣人也。折筵剡簨，毁尻灼鸡，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钩之神，决疑成务之知，可以供圣人之用者，蓍龟也。三者具而易之器成矣。此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也。其三曰：是故天生神物，神物即蓍龟也。圣人则其知来之神以立卜筮，天地变化即四时也。圣人效其阴阳之变以立卦天垂象，即日月也。圣人象其刚柔之发挥以画爻，此七八九六之四象，所以示也。《河图》《洛书》，天地之文字也。圣人则其义理之明以作彖辞爻辞，此系辞之所以告吉凶之所以断也。此四者易书之所由作也。是三节者起于太极，成于系辞，而易之始终备矣。”［2］P41-10

由上引述可看出，对于“四象”的阐释，项安世的阐述要比朱熹的阐述更显详细和丰富，从本源上探索八卦的内涵，虽然在朱熹的言论之后，在朱熹说法基础上起到对比、补充作用，王弘撰这样引述也是为了把何谓“四象”问题阐述的更加明白和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