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筮述》是王弘撰的一部易学著作，主要是针对卜筮理论、方法的阐解，同时汇集了众多易学家的观点。至于被收入经部易类，《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做了说明：“宏撰以朱子谓《易》本卜筮之书，故作此编以述其义。其卷一曰《原筮》、曰《筮仪》、曰《蓍数》。《筮仪》本朱子，并参以汴水赵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变占》《尊圣经》《黜易林》。稽之《左传》，与朱子大同小异。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极》、曰《中爻》。中爻即互体。其卷五曰《卦德》、曰《卦象》、曰《卦气》。卦气本邵子、朱子，并附《太乙秘要》。其卷六曰《卦辞》。其卷七曰《左传国语占》、曰《余论》。其卷八曰《推验》。采之陆氏，其涉於太异可骇者弗载。其书虽专为筮蓍而设，而大旨辟焦、京之术，阐文、周之理，立论悉推本於《经》义。较之方技者流，实区以别。故进而列之《易》类，不以术数论焉。”［1］P57

从四库馆臣记载可以知晓王弘撰易学集众易学家思想之长，其思想渊源也就十分广博。其易学思想依循朱熹“象数”“义理”兼备，“象数”学思想，辟焦赣、京房学术思想，但对朱熹、邵雍思想颇推崇；其“义理”学思想，渊源程颐、朱熹，而大旨以朱子为宗，这点可以从《周易筮述原序》可知。他说“本朱子之说以上溯四圣人之旨，晓然于天地变化之神，阴阳消长之妙，决嫌疑，定犹豫，正言断辞，莫非教戒，使之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而适乎仁义中正之归”。［2］四库馆臣提要不足以揭示王弘撰易学思想来源上的博杂性。根据《周易筮述》八卷内容，王弘撰论及的易学家有：伏羲、周公、子夏、京房、周敦颐、朱熹、项安世、邵雍、张载、程颐、苏轼、扬雄、陈抟、韩邦奇、来知德、朱震、司马季主等。在这些易家之外，王弘撰引用的还有诸多查不出其生平与著述的，如西山蔡氏、玉斋胡氏、易东丁氏、汴水赵氏、白云郭氏、忠辅杨氏、斗南吴氏、同州王氏、东嘉朱氏、草庐吴氏、临川雷氏、云峰胡氏、安定胡氏、环溪吴氏、崔氏、龚氏、徐氏、王氏干氏、虞氏、喻氏等，仅仅就这些易家而论，王弘撰易学思想之来源上博杂性一目了然。

王弘撰对上列易家的论说引用，少则数次、多则十数次乃至数十次，不尽相同。在引用“尤多”（数十次以上）者中有朱熹的《周易本义》、程颐的《周易程氏传》、项安世《周易玩辞》、邵雍《观物篇》《击壤集》、张载《横渠易说》等。从这些易家及其易著来看，王弘撰易学思想之渊源可具体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宋至晚明各家易说，其兼顾“象数”与“义理”易说为重；第二层为其友顾炎武思想、黄宗羲的易学，因为王弘撰生于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相交甚厚，顾炎武晚年曾居住华阴，在此期间和王弘撰交往密切，顾炎武思想对王弘撰影响很大；第三层为两汉象数易学；第四层关中籍易家易学，如先秦子夏、宋朝张载、明朝韩邦奇等。王弘撰的易学思想，应该说是这四层易学融会贯通的产物。其所以能贯通，既因为他坚持朱熹《周易本义》之“象数”与“义理”兼顾的取向，亦因为关中张载创立的关学与朱熹继承的二程洛学本来就有密切的联系。(www.daowen.com)

王弘撰反复引用这些著作，遵循以下原则：（1）宋代以前著述，取其与宋儒旨相悖者，突出各自说法和观点，然后以开宋儒之先，以此互相发明者，最后摆出自己的观点。然多以程《传》及《本义》为据，项安世《周易玩辞》就因为符合这个标准而被反复引用；（2）对朱熹《周易本义》、项安世《周易玩辞》及程颐《易传》与则择善择优引用，朱熹《周易本义》阐述较分明者，则舍程《传》，若《传》《本义》与《玩辞》各有发挥，则共存之，总取其义理通达而已；（3）宋代以后，明儒的易学著述虽多至数十百种，因为多以程朱为据而所用者不多，但王弘撰认为“近世之深于易者，推韩恭简公，其著《易占经纬》兼用易林，予为是书必黜易林，惟奉周易之辞而揲蓍之法，则以启蒙之所定者为主，窃慨夫以圣人之道而流于术也。”［2］41-5只引用韩邦奇《易学启蒙》。从其引用原则看，四库馆臣断言其易学“以朱子谓易本卜筮之书，故作此编以述其义”是符合其思想实际的。对两汉象数易学，正如作者所说“举焦、京、管、郭，一切可警可疑之事，附会之说，概摈之。”［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