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二年（764）冬十月丙寅，仆固怀恩引吐蕃二万寇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今陕西乾县），京师戒严。先锋郭晞斩贼营于邠州西，俘斩数百计。子仪屯泾阳，蕃军挑战，子仪不出。”［2］276这段史料中有这样几个信息：

其一，仆固怀恩反唐。仆固怀恩（？—765）为铁勒仆固部落酋长之裔，世袭金微州都督，长期任职于朔方军，历事王忠嗣、安思顺、郭子仪等，以勇猛善战名冠军中，是当时有名的少数民族将领。在平定安史叛乱的历次大战中，怀恩父子冲锋在前，家族中为国捐躯者多达46人，两个女儿远嫁回纥为国“和亲”。其功绩累累，无人可比。开始是王忠嗣部下，后来就在郭子仪摩下供职。跟随郭子仪破高秀岩于云中；又活捉薛忠义，攻克马邑；与李光弼会师于常山，参加赵郡、沙河、嘉山等大败史思明的战役。他的儿子战败被俘，后又逃了回来，他怒斥儿子贪生怕死，把他杀了，将士们非常害怕，无不殊死奋战。他又跟随郭子仪收复河东，攻克潼关。唐肃宗为了借助回纥兵力对付叛军，命他出使回纥，并让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回纥登里可汗。他率领回纥兵跟随郭子仪收复两京，功勋卓著。后来郭子仪被夺去兵权，李光弼出镇临淮，他任河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追败叛军，迫史朝义自杀，使“安史之乱”最后得以平定。

那么，仆固怀恩为什么会反唐？广德元年闰正月，怀恩带兵护送助唐平叛的回纥登里可汗出塞回国后，其所统朔方军数万人马分驻于河东太原府以南的汾（今山西汾阳）、晋（今山西临汾）、沁（今山西沁源）诸州。路经太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闭城自守，也不出城犒劳部队。怀恩大怒，上表控告辛云京，并将军队进驻汾州（今山西汾阳）。朝廷派宦官骆奉先至太原，辛云京指控怀恩与回纥联合，准备谋反。骆奉先受了辛云京的贿赂，回到长安，奏称怀恩谋反属实。于是，河东节帅辛云京、泽路节帅李抱玉、权阉鱼朝恩等人相继密奏：怀恩有“反迹”“逆状”，欲联回纥谋反。怀恩又上表请诛杀辛云京、骆奉先。代宗下旨为之和解。九月下旬，又派裴遵庆去安抚怀恩，并暗示他入朝觐见。而怀恩以来瑱、李怀让为前鉴（广德元年正月，平叛功绩卓著的山南东道节帅来瑱遭权阉程元振谗陷，削官流放，中途赐死，而朝廷不示其罪，由是诸道节帅人人疑惧，皆切齿于元振。六月，同华节帅李怀让为程元振所谮，恐惧自杀），犹豫恐惧，竟不奉诏。是年十月，吐蕃大军东越陇山，侵犯京畿，代宗仓皇东走陕州（今河南陕县），京城失陷半月。当此国难，怀恩既不出兵勤王，又再次拒绝入朝，君臣之间的猜怨更深。史称“怀恩为人雄毅寡言，应对舒缓，而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2］3479出身于蕃酋世家的怀恩，在政治上当然不如郭子仪那样城府深沉而能屈能伸，他自恃功高无比，朝廷应别加优奖，不料“为人媒孽，蕃性犷戾，怏怏不已”，遂上书“自叙功伐”，言辞激切。［2］3483而代宗皇帝暧昧因循的态度，使得既不愿忍受“为人媒孽”、也不愿放弃兵权听任摆布的怀恩骑虎难下，最终走上了反叛朝廷的不归路。广德二年正月，怀恩发兵进攻太原、榆次等城。朔方军在河东道剑拔弩张的形势，终于“升级”为新的武装叛乱。总之，仆固怀恩反唐，应为权宦程元振、鱼朝恩弄权忌嫉所导致的结果。

其二，不只是仆固怀恩遭受权宦忌嫉，郭子仪也遭忌嫉而失掉兵权。鱼朝恩一向妒忌郭子仪的功劳，怕他功高望重，对己不利，因此就在肃宗面前极力毁谤郭子仪，把乾元二年（759）九节度围攻邺城失利的责任，完全推向郭子仪。而肃宗自己对郭子仪“拥兵太盛”也早已心存戒惧，害怕他功高权大，无法控制。所以，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免去他朔方节度使、诸道行营之帅的职务，以李光弼替之。郭子仪因此被夺去兵权，解甲退出沙场。“子仪虽失兵权，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食。”［2］3453上元元年（760）正月，西北党项等羌族入侵到京城附近，唐肃宗才任命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镇节度使，但仍然留他在京师，仅借郭子仪威名而已。“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今残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2］3454，唐肃宗也意识到了这点。九月，又命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率英武、威远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兵七万，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南下平定河北。命令下达了十来天，被鱼朝恩所阻止。并因鱼朝恩导致次年二月李光弼的邙山之败。这一切，都是唐肃宗宠信宦官的结果，充分反映了肃宗朝廷政治的腐败和黑暗。直到肃宗临死前太原、绛州（今山西新绛）等地发生军乱“后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时才起用郭子仪，晋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2］3454。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任命郭子仪为总理朔方、河东、北庭和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此时宦官程元振当权用事，“忌嫉宿将”［2］3454，认为郭子仪功高难制，就“巧行离间”，要求罢免郭子仪副元帅的职务，给他增加七百户的封邑，让他做负责肃宗墓葬事宜的山陵使。郭子仪忐忑不安，上表请求解除副元帅和节度使的职务，并把唐代宗当年给他的亲笔书信一千多封呈报代宗。代宗看后深感自愧，就安慰了郭子仪。十月，代宗决定出兵洛阳，讨伐史朝义，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又因程元振、鱼朝恩反对而作罢，郭子仪也因此留在了京师。虽在京闲居，但郭子仪时刻关注国家安危，多次上书指出：“吐蕃、党项不可忽视，宜早作准备。”可惜朝廷置若罔闻。吐蕃尽占河西、陇右，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认为是边将结党勒索恐吓，压住不报。吐蕃过了邠州，唐代宗才知道吐蕃入侵的消息。吐蕃攻陷奉天，进至武功，京师震骇，代宗才任命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拒吐蕃，当时仅召募了二十人随行。吐蕃率二十多万军进逼长安。郭子仪派判官王延昌入奏，请求增派援军，遭到程元振阻挠，无法上达代宗。吐蕃进至长安城下，惊慌之下的代宗逃往陕州。郭子仪得知消息，急忙赶回长安，在开远门内遇到射生将王献忠率四百骑叛乱，劫持了丰王李珙等十名亲王西迎吐蕃，郭子仪以君臣大义责之，并把他们护送到代宗驻地。郭子仪收合禁军散卒，屯于商州，加上武关驻防兵共得四千余人。郭子仪派六军兵马使张知节、乌崇福，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率兵万人为前锋，扎营韩公堆（今陕西蓝田东南），“盛张旗鼓，鼓鞞震山谷”［2］3456，“昼则击鼓，广张旗帜，夜则多燃火以疑吐蕃”［2］5238。孙全绪派禁军旧将王甫进入长安，王甫“诱聚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朱雀街，蕃军震慑，狼狈奔溃”［2］273。吐蕃攻入京城之前，前光禄卿殷仲卿逃出长安城，南保蓝田，以拒吐蕃，势力壮至千人。郭子仪至商州，并不知道殷氏之举。殷氏得知郭子仪至商州，遂相为表里，并送信给郭子仪，与孙全绪配合，“帅二百余骑游奕，直渡浐水”。吐蕃恐惧，问百姓，百姓哄骗说：“郭令公自商州领众却收长安，大军不计其数”［2］5238，吐蕃信以为真，“遂抽军而还”。军将王抚及御史大夫王仲升率军自苑入城，“椎鼓大呼”，殷仲卿也率军入城。郭子仪也乘胜鼓行入城，吐蕃军闻风溃逃。吐蕃在长安城仅呆了十五日就溃退至凤翔，代宗诏郭子仪权京城留守。(www.daowen.com)

此战退吐蕃收复京城，暴露出肃宗、代宗昏庸，宠信宦官，造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仆固怀恩遭权宦忌嫉而反唐，郭子仪遭权宦忌嫉而退出沙场。吐蕃进犯，京城罹难，又是郭子仪首冲救时，靠沿途“招集亡逸，集结散兵”而形成的抗敌部队赶走了吐蕃，再一次收复了长安。天下人都把这场事迹的责任归咎于程元振，郭子仪又立新功，谏官多次上疏请斩程元振。程害怕了，就把这次事变的原因归咎于长安的地理位置不好，劝代宗且迁都洛阳以避吐蕃。郭子仪闻知，便上奏代宗，驳斥了程元振长安地理位置不好之谬论，指出了这次事变的原因：军队缺练，中官弄权。“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持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进而指出不能迁都的原因：“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周围“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阨，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计，生天下之心”。然后向代宗提出建议：“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委诸相以简闲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无极矣。”［2］3457-3458恳求代宗尽快回长安。代宗看了郭子仪的奏章，泣谓左右：“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于是削了程元振的官职，十一月起驾回长安。郭子仪率百官及诸军迎驾于浐水东，代宗驻车慰劳郭子仪说：“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乃赐铁券，命人画其像于凌烟阁，赐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享受了文臣武将的最高荣耀。九花虬，是代宗特别钟爱的一匹骏马，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额高九寸，毛拳如麟，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文，故号为九花虬”。子仪知道此马之特异，坚辞不受，代宗说：“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6］115。

广德二年正月二十日，代宗召见郭子仪，托付以绥靖河东重任。月底，郭子仪以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朔方节度大使等职衔，奔赴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当郭子仪复出的消息传到河东朔方行营后，怀恩将士闻之，皆曰：“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当郭子仪至河中、汾州，怀恩之众数万悉归之，皆鼓舞感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此时，已成“孤家寡人”的怀恩，弃老母于不顾，西渡黄河，奔往灵州，袭据军府。随后，又引诱回纥、吐蕃联军，一再进犯关中。而郭子仪又统帅朔方军，于京城西北抵御其侵寇。永泰元年（765）九月八日，怀恩暴病死于鸣沙（今宁夏中卫东北），其为患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