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核功能的摩天楼对引导市民日常生活方式转变的影响则更加具体的体现在其所营造的内部消费空间当中。

“摩登”英文为“Modern”（法文moderne），在近代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根据《辞海》的解释，中文“摩登”在日常生活中有“新奇和时髦”之义^[57]。上海近代的商业摩天楼几乎都在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或邻近地块，这条街道被西方人比作“上海的牛津大道，第五街”^[58]，作为上海商业中枢，这些商业摩天楼营造出来的各类交往与消费空间，包括玻璃橱窗商店、百货公司、旅馆、餐厅、电影院、溜冰场、展览厅等在内的都市功能与娱乐场所，它们“新奇”“时髦”，在当时中国都属开创。这些由摩天楼建筑营造出的现代消费空间成为促使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和市民现代都市生活形成的典型城市场所。

1929年东面外滩南临南京路的沙逊大厦的开幕奠定了南京路在上海不可撼动的重要商业地位，整条路段地价也随之上升^[59]，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沙逊大厦底层开创式地融入商店功能，并且以宽大的玻璃橱窗取代了实体外墙，使人们即使路过，也能望见那些琳琅夺目的新奇商品，打破了以办公功能为主的摩天楼与城市街道空间相对隔离的状态。曾任《良友》画报主编的梁得所先生就如此介绍南京路上的各式橱窗：“这条路的商店，店面装饰很讲究，宽大的玻璃橱窗中，五光十色，什么都有。上海的旅客，不妨在灯火灿烂的夜间，浏览两旁橱窗，足以增加美术兴味和货物见识，获益一定不浅。”^[60]（图6—2—8）除了橱窗陈列之外，霓虹灯标志也成为这些商业空间的装饰手段，反映着时代变迁。在当年有一首“南京路进行曲”这么唱道：“飞楼十丈凌霄汗，车水马如龙，南京路繁盛谁同？先施与永安，百货如山阜且丰；晚来光景好，电光灿烂照面红；摩肩接毂来匆匆，开城不夜，窟岂销金？商业甲寰中，这真是春申江上花，娇艳笑春风，不待尔罪我亦醉，微醉与偏浓，大家高歌进行曲，且歌且行乐融融。”^[61]（图6—2—9）上海因为霓虹灯的闪耀成为不夜城，南京路上百货公司的“灿烂”霓虹及被其勾勒出高耸的摩天楼轮廓线，成为上海商业文化特有的印象标记之一，深深地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转变。

图6—2—8　从上至下依次为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橱窗

图6—2—9　南京路由西往东望去的霓虹灯夜景，最远处矗立的是永安新厦

20世纪30年代后期，相继开业的大新公司与永安新厦，作为综合型商业摩天楼的代表，成为公共性极高的都市空间。与早期上海西人资本开办的商场不同^[62]，在这些华人资本的百货公司，人们可以像遛马路和进公园一样自由出入，浏览陈列在商场橱窗里的高级商品，看穿着讲究举止文明的女职员们，以及形形色色的摩登购物者的姿态，而且这里“都设有顾客休息处，沙发、藤椅，只需衣冠整洁者，就可以自由占座，况且都装有冷气”^[63]，好不舒适。同时在这样一座大厦之中，还复合了其他丰富的娱乐功能，给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消费场所。以1936年开幕的大新公司为例，即使这家公司为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中创设最晚，但却丝毫不拉于其他三家之后，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依据当时的文字记录重现一下大新公司经营的盛况：“自大新公司开幕后，这三家稍嫌冷落，单说大新公司吧，在酷暑天气有重阳节一般的冷气，有永不停息的自动电梯，有环球百货，一二三与地下室为写字间，四层为写字间，五层以上为游艺场，门票小洋二角，平剧，书场，电影，魔术，苏谭，无一不备，最高层屋顶花园有高可丈余之柳树若干盆，睹柳恍若置身平地，俯瞰，则知已置身青云，楼外壁悉为淡黄瓷砖砌成，霓虹灯自底环绕至顶，凭最高栏，远眺近瞰并皆佳妙，这里晚上没有月光，只有灯光霓虹灯把天空照成了红颜色，声音嘈杂到无以复加……这是不夜城……”^[64]大新公司的游艺场位于6至10层的楼面及屋顶，面积比其他百货公司要宽敞许多，有8各剧场，席位总数2 000席，平日每天游客约8 000人次，逢节日超过15 000人次，演艺形式与节目丰富多样，包括话剧、滑稽喜剧、电影、歌舞表演及越剧、京剧等地方曲艺等等。1936年8月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到大新公司游乐场采访，购买2角入场券到9楼，发现“楼上的群众汗水和廉价戏院锣鼓的震耳声响相融合”与“楼下的上品和明朗形成了两个不同世界”，“中国的百货公司虽然是包容了两个阶级的人们”，但是“群聚在这里的人们可以说是占中国国民大多数的百姓阶级”^[65]。（图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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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0　《良友》上刊登“百货的汇总：最近新开之大新公司”的整版介绍

在新式摩天楼构建的商业空间里，不仅陈设着琳琅满目想到就有的各式新奇商品，同时，还有着迎合普通市民阶级趣味的游艺娱乐空间，与同时期上海出现的高级剧院和摩登影院不同，其以非常平价的入场券价格成为大众娱乐的殿堂。正如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探讨有关消费行为与消费主义本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时指出的：

“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66]

在上海近代摩天楼中进行的消费行为与市民活动并非简单的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67]。对于包括了“两个不同世界”消费行为的大新公司正是将空间中同时承载着现代与传统两种文化表达出来，展示出近代上海市民在追求现代都市人的新奇需求的同时，仍然希望回归传统文化的内心需求。

除了购物乐园与游艺场之外，大新公司2楼北侧还设有场地宽阔的展厅，阔气的永安新厦^[68]里还设置了如大东旅馆、酒楼、永安溜冰场（图6—2—11）等更加多样的服务与娱乐功能。1933年《申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不知是哪一位会翻花样的文人把英文‘现代’一词，译其音为‘摩登’，批发到中国各界的市场上，不料很快的声影吠和，竟蔚成了‘时代的狂飙’！于是我们都有了眼福，去领教：摩登大衣、摩登鞋袜、摩登木器、摩登商店、摩登按摩院、摩登建筑……。这普遍化的现象是不胜指屈的，一言以蔽之：有物皆‘摩’，无事不‘登’！”进入20世纪，上海人消费的确是一个跨世纪的革命，人们在尽情追逐时装、烟花冶游、戏院茗肆等消费行为中，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解放与快感，个体的消费行为已经不仅是对商品价值的消费^[69]，更是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与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不同，在具有浓厚重商观念的近代上海，个体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因为消费被重新赋予，在这个更加解放自由的时代，消费的本质也从仅仅满足生存的物质消费上升到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通过消费行为社会关系的构建功能从社会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的文化领域。

图6—2—11　永安新厦里新设跑冰场的广告

当代英国社会理论大师齐格蒙德·鲍曼（Zygmunt Bauman）就认为消费主义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中心的范畴，在鲍曼看来，我们迟早要重写19、20世纪的历史，因为我们只是把19世纪理解为工业主义的生产，但消费主义必定也是在那段时间中产生的，但我们忽视了这一点^[70]，因此产生于19至20世纪变革时代，具有商业属性的摩天楼成为考察社会空间消费关系与消费文化的重要场所，摩天楼不仅从外部，通过业主对表皮风格与建筑体量的形式消费，构建出都市特有的物质空间，以摩登都市景象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心理价值判断，同时，其内部构建的商业空间，更是深入市民日常生活层面引导消费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现代社会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的关系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