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纲领^[69]提出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年5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通过决议，刊登孙先生陵墓之“南京中山陵”征求条例，进行国际性的建筑图案竞赛，按照条例规定，祭堂“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这一条例的英文表述是“classical Chinese Style with distinctive and monumental features”，最终获得第一名的吕彦直先生^[70]的作品在风格上融合了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民族性（图5—2—41），这一案例可以说是民国建筑史上探寻现代中国式的最突出最重要案例^[71]，对其后兴起的“中国古典复兴”^[72]思潮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5—2—41　“南京中山陵”竞赛由吕彦直先生设计获得的第一名作品：左为建筑正面效果图；右为仿钟形总平面图

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南京《首都计划》首次出现了“中国固有式”的说法。在《首都计划》第六章《建筑形式之选择》中明确规定，建筑“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政治区的建筑物“宜尽最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建筑物之优点，务必当一一施用”，至于商店方面如有需要，可以采用外国形式，可是“外部仍须有中国之点缀”，“外墙周围皆应增加中国亭阁屋檐之装饰”，而采用“中国固有式”的首要理由即是“所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73]同期，上海特别市时任市长张群开始组织“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以江湾为中心着手制定大上海市建设计划，聘请董大酉先生^[74]为顾问及主任建筑师，他上任之后也明确提出新计划中之建筑需凸显中国固有形式的要求。（图5—2—42）

图5—2—42　“大上海计划”中董大酉设计作品：（左）上海市政府大楼（今上海体育学院）；（右）上海市博物馆（现长海医院影像楼）

图5—2—43　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沿西藏路立面与北京前门立面比较

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1931）是法租界里首幢商业摩天楼，也是近代上海受“中国古典复兴”思潮影响，响应“中国固有式”建筑形式之倡导的第一幢摩天楼。建筑1929年10月动工，由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及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成归国的建筑师范文照与赵深三人共同完成，三位具有学贯中西之深厚素养的建筑师们，将中国传统的屋檐样式及细部装饰纹样融入于西式建筑形式当中。建筑立面虽然采用西式摩天楼的三段式，但也可看作是北京前门的“改编版”（图5—2—43），这种通过改变比例的方式对传统样式进行模仿的手法，在纽约的摩天楼中也有案例可循（图5—2—15）。建筑底部三层以浅色花岗石砌筑墙面，入口为拱券形式达两层高，青石门罩与腰线都雕刻中国传统云纹做装饰，大门为仿宫殿采用菱花格心的隔扇，两扇铜质门把手旁都铸印上了一个“推”字。立面中部五层采用褐色面砖装饰，顶部采用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重檐样式，为蓝色琉璃瓦屋面，两檐间有一层空间，飞檐翘翼，檐下饰斗拱，北面部分较高，与东面的屋面一样，铺蓝色琉璃瓦，但不起翘。建筑内部装饰也多采取中国传统形式，如仿中国宫殿油漆彩画，门扇都为仿中国宫殿建筑的隔窗等。（图5—2—44）

在仍以西方建筑师获得设计上海大部分大型建筑项目机会的情况下，八仙桥青年会大楼是当时中国建筑师能将中国传统建筑设计元素融入新建筑中的难得的尝试机会，但是仿古之味太过浓重，纯粹传统的表皮与现代的建筑功能结合的效果不甚理想。如何将中国传统建筑式样巧妙融合于西式建筑当中这一难题，在1929年《首都计划》对于商业建筑的“形式选择”提出的明确指导意见中，似乎给了建筑师们一剂良方：“可采用外国形式，但中国亭阁屋檐之装饰需成为外部必要点缀”，这一指引对之后中国建筑师在处理商业建筑立面风格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时恰逢1929年沙逊大厦完工，装饰艺术风格与中国传统元素势必在摩天楼这一现代建筑的表皮上产生出精彩的碰撞。

图5—2—44　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细节特写

图5—2—45　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沿圆明园路立面

1930年李锦沛设计的又一个基督教会建筑动工—位于外滩源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1932）（图5—2—45），建筑师这次并没有排斥西式建筑形式，大楼立面装饰艺术风格浓重，外墙主体为浅赭石色清水砖墙，窗下墙采用仿花岗石的白色墙面，由于色彩对比，赭石色的窗间墙形成明显竖向感，由于街道宽度限制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上呈现退台式。而在建筑细节上，建筑师则在门头、檐口、窗下墙等处都采用中国传统经典的如意回纹、云纹等凸出的纹样装饰，建筑底层饰石刻莲花瓣须弥座勒脚，靠东南部窗下墙有“尔识真理，真理释尔”的会训碑刻。楼内装饰中也随处可见中国元素，如天花藻井，方内套圆，圆内有万字、吉字形装饰图案，以及宗教符号，办公室空间天花有简化的仿和玺彩画，该大楼是装饰艺术风格中融合中国传统元素较理想的案例（图5—2—46）。

图5—2—46　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中国传统纹样装饰细节

另外，近代中国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其设计的两幢摩天楼大新公司（1936）与聚兴诚银行大楼（1937—1988），也成为30年代上海装饰艺术风格与中国传统元素交融的代表作。大新公司最初的方案比最后施工建成的方案更具中国式。1932 年8 月10 日在北华捷报刊登出即将建于西藏路南京路口的商业摩天楼—大新公司的效果图，图上看到，在建筑转角顶部顶着一个夸张的中国传统样式的三层屋檐，或者说，是在建筑使用楼层的顶端以一个三层高小宝塔做了收头，建筑北面体量以重檐顶覆盖，建筑檐口有琉璃屋檐式样做装饰，底部入口浮夸，建筑主体立面仍有强调竖向性的窗间壁。从这张效果图上看，由于传统中国宝塔意象与重檐样式的夸张使用，使得摩天楼视觉上的中国式远远胜过现代摩登风，但是这一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图5—2—47）。1936 年建成后的大新公司建筑外貌简洁明朗，建筑底部贴黑色花岗石，一层橱窗上设有大遮蓬，用料华贵，以中国黑闪石装饰，上部贴米黄色釉面砖，顶部传统的重檐与宝塔样式都被取消，仅在屋顶女儿墙上作中国式挂落装饰，外墙仍以竖直线条为主，强调现代的装饰艺术风格，室内采用彩色磨石子护壁及地坪，装饰花纹传统（图5—2—48、图5—2—49）。未能在大新公司设计中实现的中国传统意象，在1937 年动工的聚兴诚银行上的设计图纸上，我们又看到了基泰工程司的再次尝试。这幢摩天楼转角高为12 层，顶部再次以中国传统屋顶样式强化，第11层与12 层结合中国古代琉璃瓦重檐八角亭的立面样式设计，11 层虽墙面封闭，但外部仍设回廊作为装饰，墙面贴浅黄色大理石，中间设腰线，窗下墙饰回纹图案，底层入口处采用飞檐门罩，精心设计了斗拱、霸王拳等中国传统古建筑构件，装饰细节上体现了建筑师在现代摩天楼中融入中国式的煞费苦心，摩天楼156.3 英尺（47.6 米）高的竖向感仍然通过窗间壁强化（图5—2—50）。可惜的是这一具有强烈中国传统古建筑意象的摩天楼未能实现，由于战争原因大楼建造至4 层便停建，一直到1988年按原图纸复建，但重檐、琉璃瓦檐、中国传统构件及回纹雕刻图案等全部取消。（图5—2—51、图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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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7　1932年刊登于北华捷报上的大新公司最初方案

图5—2—48　大新公司历史照片

图5—2—49　大新公司顶部传统装饰细节

图5—2—50　聚兴诚银行大楼正立面图

图5—2—51　聚兴诚银行建成后入口

图5—2—52　聚兴诚银行大楼顶部被简化的传统装饰细节

在近代上海摩天楼当中仅有一幢融合中国传统元素的装饰艺术风格大楼是委托给西方建筑师完成，这就是外滩上最后完工的一幢摩天楼—中国银行总行大厦（1934—1937），不过，中国银行业主虽然将项目委托给了当时上海滩上最著名的公和洋行，但同时聘请从英国伦敦建筑学会建筑学院学成归国的陆谦受先生担任建筑课课长参与设计。从图纸上考源，中国银行总行大厦方案共经历三轮方案更改（从左往右），公和洋行所提第一轮方案在1935年《建筑月刊》刊出，按照当时计划这一摩天楼拟建至28层，副楼高6层，将成为外滩乃至整个上海滩的第一高楼，大楼立面为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底部两层以横向线条为主，三层高的入口面向外滩，端庄高大的拱门设计营造出与众不同的气势，突出的窗间壁设计营造了建筑强烈的垂直高耸感，局部作退台错落的体量变化，建筑顶部以中国传统云纹装饰线脚收头，不失为一幢带有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现代典雅之作。不过这一轮方案没有最终通过，而建筑的高度也因为南邻沙逊大厦业主阻挠，降到了17层，第二轮方案于1937年公布，建筑立面意象改动颇大，建筑师的署名也由上一轮“公和洋行”，加上了“陆谦受建筑师”“联合设计”。建筑立面最大改变是竖向线条弱化，体量更显出方正秩序，从效果图上看，建筑顶部四角有独立吻兽装饰，竖向镂空窗格顶部线脚勾勒均采用中国传统图案，入口拱门方案舍去，改为方正形式，门前两颗雕有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方柱，立柱上方雕饰“孔子周游列国”图样，从建筑立面图纸上依稀可见人物剪影，两扇紫铜图案雕饰大门气派庄重。（图5—2—53）但这一轮方案仍未定稿，最终建成作品去掉了建筑顶部角部装饰，加上了一个坡度平缓的四方攒尖形的琉璃瓦屋顶，檐口以石制斗拱装饰，其他地方未有明显改动（图5—2—54），建筑底层大厅装饰精致，穹形天花板两侧有八仙过海雕饰。也许加上这顶“帽子”在业主和中方建筑师心中才是真正兼具“中国固有式”之现代摩天楼。当时全国民族情绪高涨，号称为“南中国唯一之纯建筑刊物”的《新建筑》于1936年在广州发行，在创刊号上提出的“我们共同的信念”是：“反抗现存因袭的建筑样式，创造适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75]，将现代风格与中国传统式样结合的折中主义设计态度正是迎合了当时的国民情绪。（图5—2—55）

图5—2—53　中国银行总行大厦第一轮与第二轮方案效果图

图5—2—54　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之鸟瞰

图5—2—55　中国银行总行大厦镜头特写：左为从下往上实拍大厦；右上为大门立柱上方“孔子周游列国”图样雕饰；右下为大厦沿外滩入口

中国银行总行大厦是西方建筑师妥协于中方业主的经典案例，也是外滩界面唯一一幢由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的摩天楼建筑。参与设计的业主方建筑师陆谦受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表明了他在设计时面对建筑的现代功能与风格的传统美学时候的态度：“我们认为派别是无关紧要的。一件成功的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则，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76]”中国建筑师的崛起，打破了长久被西方建筑师垄断近代上海重要大型建筑设计业务的局面，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大新公司、聚兴诚银行大楼及中行大厦成为租界里面少有的几幢具有中国民族传统形式的摩天楼。正如美国的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所说：“我认为我们的思考必须从中国的外在形式出发，当需要满足一些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引进一些外国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出一栋真正的中国的建筑。”^[77]在现代主义思想探索道路上，美国对摩天楼这一新类型出现时产生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有关形式与表皮的争论，在中国同样也出现了，虽然最终只是式样上装饰结合，但的确反映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学习接受西方现代建造技术与建筑新功能的同时，对于探寻一种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表皮形式所做出的尝试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