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折中主义与新古典主义^[29]一直是近代上海高层商用建筑的“普遍外衣”。从上海开埠至19世纪末年，当时盛行于西方的古典复古主义建筑^[30]对整个大清帝国里的匠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西方侨民在居留地建造的第一批建筑样式为“殖民地外廊式”，是英国砖木结构的坡屋顶建筑在他们的亚、非殖民地的变体^[31]，这阶段并没有专业的建筑师来到这里，仅有依靠基督教传教者及洋行业主自己绘制的简单打样图，再请本地工匠建造起来的二至三层高的西式房屋。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逐步确立，租界内的洋商们不再仅是抱着探险的目的把这里当作一次性地掠夺财富之地，繁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势必带动房地产与建筑业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租界迎来了自开埠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重建时期（图5—2—1），经济条件的发展成熟与社会需求增加，吸引着西方职业建筑师与工程师前来大展身手。

图5—2—1　“漫步外滩”—20世纪初的公共租界外滩

1.盛行至20世纪20年代的复古主义样式

由于西方正统建筑师的到来，近代上海摩天楼由高层商用建筑发展而来的早期作品完全接轨于西方世界正在流行的建筑样式，据统计该阶段来到上海的外国建筑师中具有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会员资格的人数已从19世纪末的6人，上升到17人^[32]，不少知名的建筑设计机构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同时外来成熟设计机构也被吸引来此设立分支，至1910年上海开业的建筑师和合伙事务所已达14家^[33]。

这一阶段总的以折中主义风格作品为多，如外滩的有利大楼、亚细亚大楼、扬子大楼、日清大楼、字林西报大楼、怡泰邮船大楼，四川路上的普益大楼、卜内门洋行等。关于折中主义风格，1842年英国建筑理论家唐纳森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宛如建筑师们“正在实验室的迷宫里徘徊，正尝试用一种各个国家每个时代的各种风格中的某些特征的混合体，去形成具有一些自己的，与众不同特点的纯一整体”^[34]。这一风格建筑的设计方法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是对历史风格的整体模仿，其次，是在局部或者片段拼贴组合其他历史样式，在立面上通常集合了过去多种风格的形式或者细部。如建成时为上海最高建筑的亚细亚大楼，建筑立面采用横三段、竖三段处理，底部两层为基座，采用花岗石饰面，中部3至5层以罗马拱券装饰，上部6至7层有贯通两层的爱奥尼克双柱式柱廊装饰（图5—2—2），与底层入口爱奥尼克双柱上下呼应，入口处的断檐山花门罩及6层三角形的断檐窗罩具有巴洛克风格特征，东南转角都做了凹弧形处理，具折中主义风格（图5—2—3）。到1924年建成的字林西报大楼，建筑整体立面装饰已经开始简化，仍然是三段式的立面处理，底部两层以粗糙花岗岩大石块贴面作为基座，入口处采用罗马陶立克柱式和文艺复兴时期浮雕的大理石门额装饰，中段3至7层仅用细石水泥粉刷，处理简洁（图5—2—4）；中部与上部过渡檐口处由8座男性亚特兰提斯雕像作为承托（图5—2—5），使上部托座过渡较为自然，又带有强烈的装饰效果，顶部南北两侧各设巴洛克式的塔亭一座，建筑设计语言上仍会采用巴洛克式样，但整体外貌上给人以朴素之感。

图5—2—2　亚细亚大楼沿街立面

图5—2—3　亚细亚大楼入口及东南转角凹弧形细部设计

图5—2—4　字林西报大楼近照

图5—2—5　字林西报大楼陶立克柱式与男性亚特兰提斯雕像细部

同阶段的建筑中，以汇丰银行、横滨正金大楼、华安大楼为代表的建筑则呈现的是新古典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建筑在欧洲基本为两种诠释文本，分别是以古希腊与古罗马为蓝本的古典复兴，但在崇尚用简约手法体现尊贵气质的这一原则上，所有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建筑师摒弃来自巴洛克、洛可可时期以来的律动自由、华丽繁复的雕塑装饰，几乎完全以建筑的比例和线条来凸显形体。两座大楼同出于英商公和洋行之手，后者建成时，在《北华捷报》上获得了很高赞誉。另外，1925年开工位于公共租界西区静安寺路的西侨青年会大楼，建筑立面遵循三段式构图，以两层高巨柱与拱形大长窗分隔为中段，墙体厚重，具有罗马风倾向，同时，建筑立面风格受到工艺美术运动^[35]影响，外墙放弃粉饰，以不同深浅的棕色面砖砌筑，底部中部嵌以菱形图案，底层中间三扇大门和左右各三扇门窗的门框均为浅色调，二、三层浅色巨柱及穹形窗框装饰，使得一至三层立面线条流畅又显尊贵，上部因平面内凹，立面体量感强烈（图5—2—6）。

图5—2—6　西侨青年会大楼近照

图5—2—7　海关大楼近照

图5—2—8　“第三代”海关大楼设计方案的三轮演变

近代上海高层商业建筑设计发展至1924年，建筑的样式风格已经开始转变，这时以德和洋行设计完工的字林西报大楼的立面为典型，已较之前建成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的装饰要朴素得多。1924年7月、11月及次年12月《北华捷报》上分别刊登了“第三代”海关大楼（图5—2—7）的三轮效果图（图5—2—8）^[36]，1924年11月一稿虽为通过江海关官方认可的定稿方案，但在1925年12月发布的效果图上，即最终建成方案上，还是能看到一些微小调整，这一调整主要集中在钟楼以上塔楼部分。从一稿向二稿调整看到，二稿取消了前一稿钟楼以上带有明显向上收进的体量特征，而是在钟楼上部加上了一座带有巴洛克风格语汇的塔亭；二稿向三稿的改进仍然集中在顶部塔楼，原本巴洛克式塔亭被改进地更加具有几何感，设计者试图在寻找介于一稿与二稿塔楼造型之间的一种形式平衡。仔细观察7月发布的“拟建设的海关大楼”的第一稿效果图可以发现，项目主持建筑师公和洋行总建筑师博思韦尔先生（Mr.E.Forbes Bothwell）已经在思考如何将高层建筑风格由古典复兴风格向现代风格转型，显然一稿中建筑在向上逐步收进的体量感带动下显得要修长得多，但是在考虑到与外滩整体风格统一及业主对建筑风格的折中主义倾向，才有了第二稿的改动，相信在建筑师与业主的双方努力与妥协之下最后实现第三稿的最终定稿。建筑仍采用了横三段和竖三段的立面构图，大楼正面入口为希腊神庙式，柱廊设陶立克柱式，大门上方横向的陇间壁上刻着海船与海神的神话雕刻，檐壁上的希腊式三陇板装饰以及严格对称的处理手法都为古典主义风格特征，古典的青铜门至今保存良好，底部两层采用花岗石砌成的基座，粗石墙面显示出粗犷恢宏的风格特征，建筑层高较高，3至7层的中段墙面再无多余装饰，从第4至7层设计成竖向连续窗带，整4层的高度大大加强了建筑的向上感，与南侧的汇丰银行的横向线条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幢建筑中，从建筑基座直至钟楼顶部的竖向线条及层层向上的高耸体量感已经显示出摩天楼建筑风格由传统的古典形式向现代风格的微妙转变，以公和洋行为代表的建筑师已经开始从当时盛行的复古主义样式中突围，并在努力使业主与大众接受异于传统更加现代的新风格。除此之外，鸿达洋行也是该时期对摩天楼设计风格进行突破的代表性洋行，他们设计的光陆大楼及东亚银行大楼都具有明显的风格转变倾向，位于苏州河畔1925年12月开工1928年建成的光陆大楼，建筑立面无明显三段式构图，底部两层高（含夹层）主要为剧院部分，上部为办公及部分公寓，两段中间以简单的线脚做体量分割，窗间墙面仅有简单的竖向线条装饰，强调建筑整体竖向感，窗棂下方有简单几何图案装饰，建筑顶部更有一比较典型的向上收分的尖塔，表现出强烈的体积感与高耸感，而这一尖塔在最初的设计造型中还在顶部置有一“巴黎味”十足的大理石女性雕像^[37]，最终由于业主的坚持，塔顶仍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而位于四川路九江路转角上的东亚银行，虽为古典复兴风格，但转角顶部尖塔为阶梯状向上收分，造型趋于几何化，强调向上的高耸感，设计师鸿达洋行也曾想在转角体量顶部的环柱式圆形塔亭顶上安放一个硕大的金属地球仪，而这一具有颠覆传统视觉效果的设计最终没有得到业主的认可^[38]。（图5—2—9、图5—2—10）(www.daowen.com)

1890年的纽约建成了一幢24层高的摩天楼圣保罗大楼（St.Paul Building），其建筑师乔治·波斯特（George B.Post）在做建筑设计分析中将古典柱式引入其立面设计，巧妙地解释其是如何将古典柱式的三段式引入摩天楼设计的立面分段当中（图5—2—11），底部5层为“基座”（“base”），顶部3层为“柱头”（“capital”），中段16层为“柱身”（“shaft”），而且为了弱化摩天楼的整体高度，建筑师将中段每两层以线脚分割，看上去像1层，使得16层高度好似8层^[39]。基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古典主义样式被运用到摩天楼这一建筑新类型上的格格不入，虽然样式被勉强套用，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旧风格与新技术”的对抗、表皮形式与内在结构的分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都已浮出水面，一种新的属于摩天楼的现代风格正在它的发源地美国酝酿着。经历了“向正统西方靠近^[40]”的复古主义潮流，上海摩天楼开始从“三段式”的古典主义设计样式向“正统美国摩天楼”的现代风格转变，这一风格将伴随上海摩天楼建造高潮的到来而盛行。

图5—2—9　东亚大楼设计效果图与建成实景对比

图5—2—10　东亚大楼入口设计（左）；光陆大楼顶部细节（右）

图5—2—11　按古典柱式比例对圣保罗大楼高度进行“三分段”

2.同时期风靡纽约摩天楼的折中主义样式探索

早在20世纪初，近代上海的期刊就已经开始对美国芝加哥与纽约的摩天楼建造表示关注，并且对建筑会做相应报道，在十余年发展中，近代上海摩天楼风格探索的开端与同时期的美国摩天楼风格发展趋同，都采用了古典复兴样式。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摩天楼风格探寻发展的认知，是为近代上海摩天楼样式源流的背景补充，同时也是对下一阶段近代上海摩天楼风格样式的发展讨论提供了基础。

美国对摩天楼的风格探索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现代建筑在美国的奠基者，基提恩在他的《空间，时间与建筑》一书中将其形容为“迈向纯粹的形式”。该学派除了在建筑基础与结构上为建筑发展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外，同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商业风格”（the commercial style）的建筑，以惊人的大胆创造出了跳脱于古典主义，追求建筑结构与形式表皮统一的建筑流派，其立面形式—芝加哥窗（Chicago window）的设计，解决了业主对这一“商业建筑”室内采光的高要求，其简洁独特的立面与当时盛行的折中主义建筑繁琐的雕饰立面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图5—2—12）。

图5—2—12　胜家大楼

这一学派对建筑迈向现代之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惜的是这一进程仅仅持续了十年时间。1893年芝加哥市主办了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为主题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The World’s Columbia Exposition），在这次展览中，主要的展馆建筑外表模仿希腊罗马式建筑（Greco-roman architecture），几乎所有展馆的铁骨架结构上都以灰泥浆、水泥及黄麻纤维等混合物覆盖，对构造的表达（structural expression）消失了，这与他们在设计当中使用的建筑材料及结构没有任何关系，从参观者角度来说，丝毫没有芝加哥学派近十年来取得成绩的影子。这一“古典的回归”对整个城市乃至美国的摩天楼风格发展影响深远，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曾在书中沉痛感叹“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对美国建筑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将持续半个世纪”^[41]。而后由于房地产业的不景气及政府第一次颁布了有关高度控制的法规^[42]，芝加哥引人注目的摩天楼发展第一个十年到此结束。

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汇点上，美国摩天楼风格探寻的接力棒被纽约接过，经过自摩天楼在芝加哥的发源发展及受到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受到布扎传统教育的美国建筑师们对过度具有“革命性”的风格并不感冒，或者说他们不愿意与过去的传统断裂，而是更倾向于进行改变“固有语法”（rephrasing of given modes）^[43]的形式探索。至20世纪20年代中，纽约的摩天楼仍风靡以古典复兴形式为主，但在整体造型、装饰细节等方面对历史样式进行了更广泛的探索实验，同时，由于摩天楼的商业性需求，尤其是办公空间对采光的要求，从立面的开窗细节上仍能发现芝加哥学派影响。1903年完工的伯纳姆设计的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1901—1903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幢大楼总高达到了307英尺（约93.6米）（图5—2—13），设计者为伯纳姆建筑师事务所（D.H.Burnham & Company，architects），建筑自3层以上都以赤色陶土覆盖，在华丽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装饰覆盖下的立面犹如泛着微光的幕帘，在这一两条街道围合出的锐角三角形地块上，熨斗大厦以其引人注目的三角形体量及华丽的古典装饰获得了美学上的极大成功，至今仍是纽约最具标志性的摩天楼之一，成为城市的地标象征。熨斗大厦曾被著名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称为“所有华丽的折中主义摩天楼的精神引领”（“thespiritual parents of all the ornate，eclectic skyscrapers”）^[44]。

图5—2—13　纽约熨斗大厦

紧接700英尺（约213.4米）高的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Metropolitan Life Building，1909）、539英尺（约164.3米）高的银行家信托大楼（Bankers Trust Building，1910）、792英尺（约241.4米）高的伍尔沃斯大楼（1913）^[45]等摩天楼纷纷建成（图5—2—14）。前两者是非常强调从意大利钟楼（Italian campanile）造型中寻求摩天楼立面形式的解决方法，以意大利圣马可广场上的钟楼作为原型演绎出这一塔楼造型，一度成为纽约曼哈顿岛上摩天楼的风向标^[46]，近代上海摩天楼发展的下一阶段里程碑式建筑—沙逊大厦的样式造型就学习了这一立面形式的处理方法。

图5—2—14　纽约曼哈顿岛上一度盛行的摩天楼塔楼造型，从左至右依次为19世纪90年代建成的家庭人寿保险公司大楼（the Home Life Building），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银行家信托大楼

由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设计的伍尔沃斯大楼可以说是纽约折中主义风格时期的最经典之作，建筑塔楼顶部仍有钟楼原型留存，同时建筑师成功运用了哥特式的细部勾勒建筑整体线条，从建筑整体尺度上看与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没有任何关联，但其细部确实狂热地采用了哥特式样，以陶土材质做装饰覆盖的尖拱、拱券和飞扶壁，卡斯毫不掩饰他对哥特样式的热情，“摩天楼因其消失于云层的高度而独具纪念性，这使得它的体量需要被激发得更高，而哥特风格给予了我们表达这一最强烈热情的可能……^[47]”。从建筑师吉尔伯特的感叹中不难看出其受到沙利文对高层建筑的美学思考影响，而哥特式的解决方案（the gothic solution）成为建筑师完成摩天楼传达出优雅且高耸的内在精神的设计手段（图5—2—15）。

图5—2—15　伍尔沃斯大楼远景及大楼陶土装饰细部

这一时期的美国摩天楼风格探索也尚处于一个归纳、借鉴与突破的阶段，从纽约熨斗大厦到伍尔沃斯大楼，建筑立面已经更加趋向简洁，折中主义的复古样式已经开始减弱，建筑整体的三段式处理及立面开窗的设计与“芝加哥学派”风格更为接近，哥特风格的借鉴也更加明确了摩天楼风格探寻的下一步方向。同时期近代上海摩天楼的发展尚处于雏形期，与1885年芝加哥建成第一幢摩天楼时间段比较，近代上海摩天楼的出现虽晚于美国摩天楼几十年，但在接下来不到十年时间，建筑师们及时追赶起源自美国的摩天楼的样式风格，不论是整体形式，还是风格细节上都“流露”出对当时纽约摩天楼风格的“追随”；紧接着进入以沙逊大厦为起点的下一阶段，近代上海摩天楼的建造数量与体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中西方建筑师向美国摩天楼风格的学习表达更加明显，上海租界里摩天楼样式风格的探索与解决方案则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