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至1842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叩开中国对外封闭的大门，1842年8月，清朝对英屈辱求和，与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了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等“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6]。1843年10月，中英又签订了关于外人在各口岸租地建屋之规定《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虎门条约》，随后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而法国、美国等列强国家随后也纷纷效尤胁迫清政府签订《中法五口贸易条约》（《黄埔条约》）、《中美五国贸易章程》（《望厦条约》），由此获得与英国在华相似特权。以上条款，为英美法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侵略提供了保护伞，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国冒险家及传教士的到来。从此，中国对外的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至上海，这座开埠城市开始了她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蝉变。

首先是国际依存的加强。近代上海从中国的一个东南小镇迅速地发展为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的中心，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海上航运和海上贸易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撑点，通过茶叶、蚕丝及鸦片等这一时期三大贸易商品，加强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1893年上海英文《文汇报》上刊登江海关税务司对上海贸易的一段文字描述：“除小部分供当地使用外，从中国各岸或国外运到这里的产品，大部分经由某些航道（海洋、江流或河滨）装上较大的轮船或比舢板稍大的船只，重新运往他处”。1846年，即上海开埠后的第三年，中国出口贸易有16%经历上海这一通商口岸，到1861年，上海出口的份额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50%。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展国际贸易的客观条件发生了两项革命性变化：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7]的正式通航将欧洲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二是海底电缆的铺设使中国与欧洲建立了电讯联系。受此影响，上海的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1870年上海对外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63%，并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对外贸易的中心，此时与它最接近的竞争者广州所占的贸易份额仅有13%。^[8]从上海市历年与外商及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价值总额观察可知上海商业的繁盛程度，从1865年至1930年的逐年递增态势明显，1865年上海海关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4 809 411两，至1900年接近翻三番达到389 484 395两，进入20世纪后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仍然快速增长，193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9亿两（表2—1）。

表2—1　上海市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张辉，《上海市地价研究》，正中书局，1935，52。）

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使上海经济同世界有了联系，城市经济以外贸为先导，通过外贸带动内贸，对交通运输、电讯通讯、金融汇兑和轻重工业等行业逐步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原有的商业经营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深刻变化；另外，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扩大，使得引入的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日渐应用。在这一时期，通过外国人在上海开设各类的工厂，近代上海工业逐渐建立和发展，到19世纪末已有30多家，国人创办的工业也开始萌芽，上海制造业、服务业占经济结构比重逐渐增大，非农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经济飞速发展从不同方面大大地推进了上海经济的现代化。

在《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一份20世纪初撰写的海关报告中曾写道：“近几年来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中心。”^[9]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至20世纪初，上海工业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舶来品进口锐减，本土工业得到了大幅度发展，奠定了上海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并列为世界十大都市之一^[10]。上海工业发展主要分为轻纺工业及重工业两部分，据刘大均的统计数据中显示，1932—1933年，全中国现代棉纺厂共136家，其中64家在上海；烟草制品厂共64家，其中46家在上海；现代面粉厂共83家，其中41家在上海；全国共有现代工厂共2 435家，其中1 200家在上海，^[11]上海工业总产值已达11.18亿元，已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占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12]。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使上海超越了国内所有其他城市，成为中国国际贸易的总枢纽，金融流通的集中点，甚至跃为“远东第一商埠”，赶超了世界上无数发达国家的先进城市和港口，跻身于国际最著名的都会和港口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