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8至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及北美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产业与科技革命之时，中国却开始严格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紧锁大门享受着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繁华盛世。此时的上海虽已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的一个商贸重镇，但仍只有微不足道的二平方公里左右的弹丸之地。

上海，简称沪，别名申，在距今约25 000年前，曾是西通太湖、东接大海的一片浅海，地处东经120°51′～122°12′，北纬30°40′～31°53′，位于太平洋西岸，欧亚大陆的东端，中国东南海岸的中点，长江和黄浦江入海汇合处，自古拥有优越的航运条件（图2—1—1）。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立县，全县人口约万。至1355年，上海已是一个繁盛的港口，据《松江府志》记载，当时已有72 520户，人口约30多万，来此大多为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两，少亦万计。”清康熙年间（1684），上海解除海禁，设海关，海上贸易大为振兴，“货运贸易皆由吴淞江进舶黄浦，南北土产云集，城东门外船舶相衔，帆樯比栉”，“远至秦晋、辽海、巴蜀、闽粤沿海，近及淮扬苏常镇各府属”^[3]。

图2—1—1　位于中国东部的上海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城镇已经开始了商业、棉纺业、运输业等产业的初步聚集，商业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在还没有更加便利的陆路、铁路交通运输的条件下，便利的水上交通成就了较为发达的埠际贸易。美国旅行家弗兰克·卡彭特（Frank Carpenter）曾先后5次来上海，在19世纪末预言上海的未来：“立足于经济和生产，这个城市在中国是最重要的。在铁路网的连接下，上海将迟早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财富和人口方面成为纽约、伦敦、柏林、东京的强劲对手。^[4]”

从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到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上海辖区都未有太大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依据中英《江宁条约》，上海被列为首批通商的五口之一，开埠通商意味着上海将成为欧美环球海上贸易走廊在远东的一个重要枢纽，随后依据1843年10月签订的《虎门条约》补充条款，1845年11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经过一段时间磋商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率先划出上海县城北郊临黄浦江的土地作为英国外侨的“居留地”（the settlement），允许外国人可在此“永租”土地，兴建住宅，通商贸易。后来，“居留地”逐渐蜕变为“租界”，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与法租界相继成立，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市政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了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图2—1—2）。1862年法国退出联合组建的市政机构，自设公董局，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称为“公共租界”。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租界以北的城郊，又兴起了一个闸北新区。华界闸北与南市，被租界地横亘于中，北南不相联接，这样上海形成了“一地三界”的特殊的地方行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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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早期英租界、法租界及华界边界示意图（19世纪50年代初）

这里的上海“租界”，虽不等同于殖民地，但可以说它是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建立的半殖民地，租界区域既不从属于中国的行政体系，也不受制于中国的法律制度。首先是英国驻沪领事在19世纪50年代成立工部局，确立了侨民自治的市政体系，并对《上海租地章程》进行修改，形成了《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将原有规范居留地租地办法的简章，扩充为赋予租界自治管理权的“租界宪章”，通过《附律》的修订，使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会制订、修改行政管理法规有章可循，引入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近代城市法律系统。因此，独立于大清例律，上海公共租界首先建立起了一个自治的、法制的特别管辖区。

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扩张格局基本定型。公共租界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末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张，面积扩展到33 503亩（22.3平方公里），东面扩展至周家嘴（今平凉路军工路转角处），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以中区地价最高。法租界在1900年有过小幅扩张，1914年进行大规模扩张，开辟法新租界，租界总面积达10.1平方公里，法新租界在20年代发展成为上海最好的住宅区（图2—1—3）。

图2—1—3　上海租界与华界分区简图

19世纪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创造性发明改变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西方管理者的治理下，上海租界成为近代中国最为先进的现代化示范区。公共设施紧紧跟随世界脚步，从煤气、自来水，到电灯、电车、电话等等的引进运用，都走在世界前列，同时在城市管理方面，工部局也充分借鉴英国城市的管理经验，制订租界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为租界地区城市化良性发展提供了非常高效的机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在清末民国初的中国，经历了封建帝国走向终结和民国初期割据战乱的动荡局面，租界区域的城市管理模式却奉行高度自治的法治原则，有效地维护了界内社会秩序，保持了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这一稳定局面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攻占上海，租界进入“孤岛”时期才告一段落。

据统计，1843年后，计有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9个国家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江、杭州、苏州、沙市、重庆、福州12个城市建有租界，租界总数超过30个，但这分布在各口岸城市的30个租界的总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而上海一地的两个租界面积就达30平方公里，占全国租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之多。^[5]上海租界，作为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一个特殊类型，不同于香港，或者远东其他完整属于殖民模式的口岸城市，而是在局部范围实现了侨民自治，有其深刻的特殊性与唯一性。在近百年时间内，不仅为城市设立了源于西方的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引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其创造的相对稳定的时政局面下，刺激了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城市化发展中产生了关于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同化与异化的命题。摩天楼，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其与区域性发展过程中制度完善、技术进步、经济繁荣、文化传承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紧密关联，正是由于西人自治的稳定局面造就了上海黄金时代，也为摩天楼在世界地图坐标上的上海租界出现提供了必要社会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