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国内形势错综复杂。1946年1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团结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艰苦谈判，会议最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使饱受战乱的中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蒋介石集团根本不愿意真正履行这些协议，作为中共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重庆积极联络各方民主人士，时刻准备与国民党政治集团破坏协议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蒋介石向中共提出黄河归故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周恩来在脑海中反复思考着、权衡着：新河床上有解放区1000多个村庄，要为重新回来的河水让道，无疑将面临一场规模宏大的搬迁和安置，解放区从何处支付巨额的搬迁费用？还有，8年抗战，黄河大堤已被日军糟蹋得面目全非，黄河要归故，必须修复大堤，这需要一大笔款项，解放区又从何处拿出这一大笔款项？刚刚摆脱日军蹂躏的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极其匮乏，人民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渴求的是安定的环境。然而，豫皖苏黄泛区的人民又渴望着黄河归故，如果黄河不回归，有可能与淮河、长江搅在一起，使中国这块最富庶的地区日益沙化、碱化，贻害无穷，黄泛区人民也无法摆脱苦难。如果拒绝黄河归故，蒋介石也会大做文章，离间共产党与黄泛区人民的关系，诋毁共产党的声誉及和平建国的诚意。经过深思熟虑，并向延安请示后，周恩来回复国民党政府，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共产党愿意坦然地抛弃党派利益，真诚与国民党携手合作。而后，中共中央指示下游解放区成立治黄机构，以配合黄河归故工程的进行。(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