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成为全国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抗战最前沿和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在急剧的发展壮大下必然产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说风清气正是当时的基本政治生态，但贪腐却交织其中，主要原因有这几个：

首先是物资严重匮乏的时代背景。抗战期间，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生产力的不发达，战争的供养，还有灾荒，造成那时候的物资极度匮乏。面对那样的时代背景，党员干部面临的考验，如同饥饿的人面对面包的考验。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贪腐，除了钱之外，无非是柴米油盐，日常生活化色彩浓厚。

再次是历史遗留及国民党的影响。腐败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颗毒瘤。吏治腐败在历史上一直就是顽疾，不能治愈。历史的车轮转到抗战时期，这一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同时，抗战期间国共二次合作，国民党限共、防共、溶共的政策，使我们党的有些干部开始腐化堕落，滋生了贪图安逸享乐的思想。(www.daowen.com)

其次是急剧发展带来的成分不纯。1938年，山东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央指示大量发展党员，党员队伍急速扩大，但也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1939年，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指出：“某些党部征收新党员不经过详细审查与执行入党手续，少数负责干部包办介绍新党员，形成拉夫式现象。因此党内混进来一些暂时同路人，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甚至托匪、叛徒、奸细分子。”这部分人严重侵蚀着山东党的肌体，成为贪腐的易发高发人群。通过分析发现，党员干部队伍的规模化、结构的复杂化和贪腐事件的增长曲线正相关，相吻合。

还有基层干部待遇与管理存在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贪腐，主要集中在县级及以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身上，以及掌握钱财物的重要机构和岗位上。当时的根据地实行的是供给制，但供给对象主要是县级以上干部，基层的党员干部也有但不全面，乡村干部基本无权享受。直到1942年7月，省战工会在《关于村政人员粮食津贴的决定》中才对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的村长、副村长“按月发给粮食津贴30—60斤”。即使这样也很难满足他们的养家需求。同时，对基层钱财物管理的不规范增加了掌握钱财物的机构和岗位上意志薄弱干部贪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