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　伟

“五四运动”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挺身而出建立宣传阵地，创办书店，宣扬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爱国进步人士王乐平于1919年10月，在济南市院前大街2号（今山东省人大南门西侧）自家的私宅外院中创办了齐鲁通讯社。

王乐平，当时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中国国民党党员，是山东很有声望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与陈独秀相识并交往密切，受陈独秀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很大。齐鲁通讯社创办之后，与出版界和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经销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进步书刊，主要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建设》《国民》《曙光》《星期评论》等杂志，以及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书籍。据《山东文献》中《山东革命党史后编》一文记载：“齐鲁通讯社，王乐平发起，成于民国八年，传播新文化，介绍革命思想，全国各大学校、各书局所出新书，搜罗具备，尽力向外推销，影响青年思想甚巨。”齐鲁通讯社的创办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潮，启迪革命思想；二是掩护国民党在山东的活动。《山东文献》中记载：“十二年，党务进行益急，工作也益秘，该社所负责任亦愈重，凡秘密集会、通信及通融经费等，皆假该社为之……”

《山东文献》

到了1920年初，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悄然传播，许多爱国青年如饥似渴地寻求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书籍，一个学习、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潮在全国悄然兴起。此时，到齐鲁通讯社来买书、看书的人越来越多，营业额也由最初的每天几块钱猛增到六七十元，售书部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读者的要求。9月，齐鲁通讯社在原售书部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迁址到大布政司街20号，更名为齐鲁书社，王乐平任社长。齐鲁通讯社这次扩建，是由20位股东每人出资30元，共集资6000元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的。经董事会确定，书社“不纯粹以盈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进步为主要目的”，“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上海的《新青年》特地为齐鲁书社连续刊登启事，介绍书社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扩大后的书社经销的进步书刊日益增多，除原有的书刊外，又增加了《俄国革命史》《辩证法》《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纪实》《社会科学大纲》《共产党》月刊、《少年中国》《觉悟》以及鲁迅先生的著作等。

齐鲁书社不仅经销各种进步书刊，还为读者提供阅读和集会的场所并可提供食宿。书社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演讲会和研讨会，探讨改造社会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山东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主义传播。此时，山东的思想界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和春芽萌动的迹象。当时的北京《晨报》评论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心理感受新思潮的冲动，渐渐有点觉悟。就是沉闷的山东，也如梦初醒”。

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尖锐冲突和激烈的斗争后，大批的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开始进一步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未来的出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王尽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今济南市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在齐鲁通讯社成立之初，就带着对中国未来的迷茫和各种问题，一头扎进了齐鲁通讯社的售书部，购买和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齐鲁通讯社成了他们学习、研究各种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场所，他们在这里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现实和剖析社会。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和志向，此时，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中萌发。

1920年夏秋之际，王尽美、邓恩铭以齐鲁书社为基地，组织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学会，主要成员是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和济南工专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康米尼斯特”学会是山东第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大家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并通过书信的形式约请各地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组建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亲笔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因故未能应约，而是向陈独秀推荐了热衷于共产主义的王尽美和邓恩铭。

随后，王尽美和邓恩铭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组织一个更加广泛的学会，以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为建立党组织积蓄力量，他们为学会起名为励新学会，励新的寓意就是以新思潮新观念互相砥砺共同向上。1920年11月，以王尽美、邓恩铭等11名“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为主体成立了励新学会，就设在齐鲁书社内。

《励新》学刊(www.daowen.com)

励新学会是一个公开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通过发行进步书刊《励新》学刊、组织演讲会和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等活动，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新思潮，介绍新文化，揭露社会的罪恶，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和有志之士的加入，年底就发展到了19人，会员最多时有50余人。励新学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1年春天，经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努力，在北京、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有的资料中称其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任组长。到党的一大召开前，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约有5至8名党员，主要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翔千、王复元等。6月份，王尽美和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组织，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后，为了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展壮大组织的需要，王尽美、邓恩铭联络了很多齐鲁书社有共同志向的读者，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山东革命文化丛书》中记载：“研究会会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街的山东教育会里，门口挂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公开吸收会员，开展活动。”会员中不仅有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还有鲁丰纱厂、大槐树机厂的工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1922年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被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强行解散。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旧址

同年，王尽美和王乐平又以齐鲁书社为阵地，成立了“平民学会”，学会是半公开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他们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研讨会、音乐会等活动，学会的会址就设在齐鲁书社院内。1923年5月5日，王尽美以“平民学会”的名义，在济南主办了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的纪念会。在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由王尽美亲手绘制的1米多高的马克思头像。会上，王尽美进行了主题演讲，具体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揭露了国内反动派的罪行，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会后，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散发了传单。

此时的齐鲁书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推销进步书刊的书店了，它成为许多进步青年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组织联络情感、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所，一些负责地下工作的同志，也经常到鲁齐书社接待来访者，传递信件，召开会议等。彼时的齐鲁书社可谓济南思想和政治最活跃的地方，我党出版发行的很多刊物也都通过齐鲁书社负责寄发全国各大中城市。

据时任齐鲁书社总经理的王立哉回忆说：“该书社经售全国各书局所出版新文化书刊；并向各县市推销，传播新文化，介绍革命思想，影响青年思想甚巨……实为一革命新热力之中心。”

这种状况直到1924年初发生了改变，据《王乐平先生公葬记》一文中王立哉回忆：“十三年一月，本党……由全省代表七十二人在济鲁书社开会……时适共产党负责人吴慧铭以通汇银行诈财案被捕，供称齐鲁书社为其住址。宪兵队遂派官兵二十四人前来书社检查，势态严重。当经笔者委婉说明吴某未住在该书社，彼等始行离去，临行时面告笔者，在本案未查明前，不能离济，且须随传随答。此事之发生，对山东党务影响颇大。”

此后的齐鲁书社就没有了往日的热闹景象。1925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后，开始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通缉和抓捕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爱国进步人士。同时为控制舆论界，他强迫《晨钟报》停刊，查封《工人周刊》，解散工人夜校和工会，禁止集会演讲，张宗昌派军警对齐鲁书社进行严密监视并多次进行搜查，社内工作人员大部分出走躲避，书社已无法正常经营，在这种情况下，齐鲁书社被迫关闭。据《山东文献》中的《山东革命党史后编》记载：“自举行代表大会（指1925年7月11日召开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宗昌压迫益紧，同情本党之山东时报、海右新闻，均被迫停刊，齐鲁书社屡被搜查。初大（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由王乐平……整理，正在整理中，逮捕王乐平令下，军警急赴其寓，三人闻风先避，乐平乔装走北京，军警入其寓，倾箱倒箧，重要议案全部丧失，齐鲁书社及育才小学咸封闭。”

至此，创建6年的山东省第一家推销进步书刊的书店，随着革命运动的浪潮而诞生，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关闭。但是，它为山东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阵地和平台，它孕育和培养了像王尽美、邓恩铭一样的共产党人，是山东革命星火的传播者，为中国的革命和山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