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建筑师都能识别和鉴赏自然世界中的美景，几乎每个建筑师都会忘记赋予自己作品以美的元素。很多现代建筑无法给人心动的感觉，有时甚至很糟。建筑师带回的旅途中拍摄的照片常常体现了他们对材料、颜色和比例的敏感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为什么那么多簇新而坚固的建筑通常比传统设计丑陋而不协调？有人说原因在于，那些对太阳能取暖和免冲厕所感兴趣的建筑师从内心里更愿意成为技术师而不是设计师；也有人将其归咎于在优先考虑新的设计元素时，专业人士缺乏相应的设计经验。但这些理由都缺乏说服力，因为很多新起的运动与思潮在一开始就表现得无比完美和前卫。

问题也许出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如何把人培养成艺术家呢？期待学校做到这一点是很值得怀疑的。学校可以为传播伟大思想和伟大建筑提供宽广的舞台，但是艺术的种子似乎只眷顾一小部分有天赋的人，并在他们出生时就根植于其身上，而在此后以一种我们并不了解的方式萌发成长。也许建筑院校能做的事情就是给有潜力的设计者提供广泛的实践经历，为设计者设计实践创建平台。这样做的结果是，一部分设计者至少能得到丑陋但无害的建筑，而艺术家能在其作品中注入坚实的基础。

在现代运动出现之前，建筑师不断地钻研传统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形成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自然的、有机的。20世纪以前，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有关比例、平衡以及对称等的古典法则。

在最初的200年里，美国建筑师和建造商被一种非常有效的理论假设所指引，尽管这种假设通常是未被考证、不精确且不成系统的。这些原则来源于对等的两部分——民间的经验和正规的学术知识。在1826年托马斯·杰斐逊去世之前，所有的建筑师都是严格按照一种参考框架来规范、建造的，清晰明了地体现了建筑的需要及其意义。

直到19世纪，建筑美学开始出现危机。专业设计人员因为工业化进程而活跃起来。那时起，建筑师为富有的商人、企业家工作，并且开始疏远普通民众、工厂工人。建筑师疏远了他们真正应该面对的客户，这导致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中抽象的、程式化的和迂腐的东西开始盛行。

那些根本的紧张关系（形式与功能之间的）依然存在。事实上，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尖锐，这一过程又准确地反映在当今学校设置的课程中。学校为解决这个悖论所做的学术性的努力，总是以牺牲这个领域的技艺要素为代价。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正如乡村铁匠制造不了航天飞机一样，木工工作也解决不了现代建筑学上的问题。然而，技能之外的培训正朝着纯技术的角度发展，而不是在总体上对建筑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现代技术因其复杂性变得越来越难获取，建筑师的作用被削弱了。设计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装配过程，越来越脱离功能性的要求，于是也越来越容易被一时的时尚与流行所影响。

少数有创新精神的人已厌倦对古典的研究，但对大多数其他人来说，当这个世界在改变时，学习传统原则仍旧十分重要。而当现代运动不断扩张时，古典原理已不再适用。没有先例，没有古典形式可借鉴。至于什么有用什么无用，设计者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的只是需要适应的新材料和机械系统，所以建筑学的教师必须制订出特定的原则，还要创立有关比例、尺寸、构成和形式方面的理论。今天的建筑系学生总是陷入与土地无关的思索之中，使用材料却又违背材料本身的天性。尽管他们竭尽全力想把我们的室内环境建设得更好，但效果并不尽人意。(www.daowen.com)

问题在于平淡无奇的设计是很便于讲授的——因为它能被简化为一系列的原则，而一个好的设计就不能。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其事业巅峰时创作了几百个富有韵律的优美建筑，而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接受过建筑院校的任何培训。他的眼和手如此精确到位，以至于在他设计的许多建筑中很难区分自然和人工的界限。他称自己的作品是“有机的”，这个头衔并非虚名，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赖特从来都没有进过一所建筑院校。他曾经学习过工程学。正是他的艺术天赋使得他的作品远远超出那些仅仅像是机械部件的装配式建筑。

但是创作赖特式的建筑并无方法可循。将建筑打包并贴上标签只是对赖特的建筑一知半解。也许后人不应该再尝试创作这类的建筑，所以建筑院校对于太过明显地对赖特作品进行简单重复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样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巨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难发现那些经受住时代考验、超越时代的人们身上共有的明显特征。当然，有一些法则我们必须遵守。

生命的价值有待，同时设计的限制条件不会让我们气馁体现。符号、场地以及历史先例非但不会让我们气馁，反而可以引导我们了解主题的简单与和谐。我们甚至因为为数不多的新建筑佳作而欢欣鼓舞。设计的火花——那神圣的火花——还将不断地以某种令人无法捉摸的方式延续下去。

“建筑师就像雕刻家那样利用形式和体块，像画家一样利用色彩来工作。但是这三者之中，只有建筑师的工作才是需要赋予功能的艺术。它将解决实际问题。它为人类创造出工具或者设备，而这种实用性是得出这种结论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