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又称“悲”或“悲剧性”，原是对于戏剧中悲剧的研究，后拓展为对于美学的和艺术学的研究，成为美学及艺术美的重要范畴。悲或悲剧，表现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由意志与客观必然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在特定的环境下，人的本质力量受到压抑或否定，客观必然性暂时压倒、战胜人的自由意志，人遭遇挫折，暂时被客观现实所否定，并由此使人产生伦理道德情感力量，激发崇高，或者生成畏惧和怜悯之情。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实践中，悲剧作为一种审美类型，渗透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给人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悲剧性美感。

悲剧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戏剧样式之一，渊源于古希腊人的酒神颂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正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结合产生了古希腊悲剧。原始悲剧只是“合唱”而不是“戏剧”。悲剧产生于悲剧歌队。酒神作为真人显现，歌队调动观众心中的酒神冲动，使他们产生魔变，把舞台上的真人幻视为迷狂中产生的神灵幻象，把日常生活转化为日神的梦境，把酒神冲动客观化为自身的日神现象。

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黑格尔认为悲剧不是个人的偶然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两种实体性的伦理观的必然性冲突。尼采则从古希腊人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出发，强调悲剧快感来自对生之意志的逃避。

图72　雕塑：《自杀的高卢人》（希腊，公元前2世纪）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将悲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和社会倾向性，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悲剧是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信号，是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悲剧美学的社会历史的、阶级的含义。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悲剧本质正是由“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所决定的。指出悲剧冲突根源于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历史趋势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不可调和，因而必然地导致其代表人物的失败和灭亡。由于矛盾的主导方面不同，悲剧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新事物、新生力量的悲剧，通过丑对美的暂时的压倒，展示美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凡是代表“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有益于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进步力量，他们那种在不可克服的势力面前遭受挫折、失败而决不屈服的斗争精神，都是最高的善和最伟大的崇高，都是真正的悲剧美。由于他们所代表着自由、正义、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从长远来看，代表历史必然要求的实践主体虽经失败但最后必将取得胜利。另一种是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他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1]

悲剧意识，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人类维系自身发展及其精神升华的重要源泉。人类不可以没有悲剧，失去悲剧意识，便意味着人类精神的萎顿、灵魂的紊乱、心境的低迷。悲剧意识是一种进步的精神状态，是寄予着希望、奋斗和进取的精神。悲剧意识时时警示人们，不可忘记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隐患。

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息息相关。忧患意识是对人类生存可能存在的隐忧的认知，是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的洞察。忧患意识的存在，可以使人的精神清醒和振作，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们，若要维系繁盛世态的延续，唯有对生存空间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富有深度的揭示。

艺术中的悲剧精神，是人类现实生活悲剧的凝结。艺术中的悲剧通常从最本质的角度集中地展示人类社会最深层的状况，特别是对历史、自然、人生等方面毫无粉饰的洞察，可以产生振聋发聩的声音，继而生成极具崇高意义的美学效应。艺术中的悲剧意识，是对已经获得的胜利与成功的反思，是对可能存在的新的忧患的预警，是对身处鲜花与赞誉之中的忧思，是对新的征程充满荆棘与艰难的准备。因此，艺术与文学中的悲剧从来便具有极高的地位，自有悲剧以来，便具有警示众生、净化灵魂、激浊扬清、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在形式上，悲剧体现为在两种对立力量的斗争中，或是由于某些腐朽与反动势力的强大，或是由于某些势力具有暂时的合理性，因而那些虽然代表了正义的和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却由于其力量的弱小，或者历史的某些局限，而不得不在力量强大的对手面前遭受挫折和牺牲，甚至失败。

在内涵上，虽然那些代表了正义和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的力量遭受失败，却充分肯定了他们存在的积极意义，以及真善美的价值，从而预示了腐朽与没落势力必然灭亡及其正义与进步力量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www.daowen.com)

悲剧具有鲜明的审美特征：

第一，悲剧艺术蕴含着正面的价值取向。从悲剧矛盾冲突的结局来看，被毁灭或遭致失败的对象总是体现出正面的价值，他们虽然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遭到扭曲、压倒甚至毁灭，但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从悲剧性人物看，大都具有正面的或优秀的品质，往往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而对于反面人物或小人物的悲剧，同样可以通过他们的失败和毁灭“预示出新世界必然到来的曙光和旧势力必然没落的趋势”，只是它体现为一种负向的审美效应。

第二，悲剧艺术彰显着人格力量。在悲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其中心任务。悲剧中的人物往往具有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以及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命的崇高精神。为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他们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和牺牲，由此便突出和强化了悲剧人物的献身精神及其悲壮色彩，体现了伟岸的人格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一人格力量在剧中的传导，会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永恒和正义事业不可战胜的必然趋势。

第三，悲剧艺术充满着理性精神。悲剧由于其正面意义的驱使，会使人在悲感交集的同时，感受到强烈的精神撞击，以及悲剧所内含的理性意蕴的启示，从而生发出理性的思索，对社会、历史与人生产生新的认识。在所有的艺术范畴中，悲剧是最富有理性精神和哲学意味的，正是由于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的感召，往往使人在接受悲剧艺术之后，通过对事物本质的观照，强化对真善美的追求，潜移默化地提升其精神素质及其正确的伦理意识。

形式多样的悲剧作品是民族精神和人生态度的体现。由于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地理环境、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悲剧观念、悲剧作品和西方悲剧都有着不同的品格，这种不同从戏剧中的悲剧类型中能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从悲剧结局看，西方悲剧作品往往充满了抗争以展现人物的个性与反抗精神，其结局常以冲突的一方或双方生命毁灭的残酷方式来收尾，强调人物的叛逆精神和对事物的怀疑及反抗的勇气。而中国式悲剧则不善渲染极度的悲痛与毁灭，常常淡化其悲剧冲突以及悲苦气氛，创造出“悲极喜至”的大团圆结局。这一追求体现了中国传统“否极泰来”的文化意识，以及中和之美的哲学精神。

从审美效果看，中西方悲剧带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西方悲剧往往会使人在观看过后，因剧中难以战胜的神和命运而感到恐惧，对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和无能为力的处境产生怜悯之情，引发对残酷命运的惊惧和悲恐。而在中国悲剧中，更多的是对主人公悲惨遭遇的悲悯和苦痛之感。于是，就产生了“悲恐”与“悲苦”两种不同的审美感受。

悲剧产生的首先是痛感，只有将痛感转化为审美快感，方能完成悲剧艺术的使命。这是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一方面，悲剧使人目睹了弱者的痛苦与牺牲，因而感受到心灵的撞击和震惊，继而由于悲剧所内蕴的使人心灵净化的作用，激励观者坚持正义与进步的理念，厘清真与假、善与恶的是非界限，生成对美好理想向往与追求的信念，由此，审美愉悦便在这样的心灵运动之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