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官僚兴办洋务事业，首先是从镇压人民反抗、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封建统治着眼的。因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增强军事武装力量。他们所办的洋务事业多是军事方面的。洋务知识分子从谋求民族强盛的立场出发，对洋务官僚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和洋务事业发展缓慢的状况感到不满。他们希望更多地兴办新式工商、文教等社会进步事业。一些人直接向洋务官僚提出建议，促成新事业的创办。在洋务运动三十多年间陆续兴办的一系列洋务事业中，有一些（尤其是民用工商和文教事业）就是在洋务知识分子倡议下创办的。

著名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曾留学美国、后参加洋务活动的容闳，便是最早的倡议者之一。他在上海官署任译员期间，目睹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长江水运，对中国客货随意加收费用，使中国商人大受其害。他深切感到应当成立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保护华商的利益，抵制洋商的欺压。在1867年（同治六年）左右，他分别向上海海关道应宝时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自办轮船公司的建议，主张“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他拟定了详细的章程，规定招集华商、合股经营，不许外国人入股。并仿照西方企业办法，规定了股份数目、管理办法、股东地位及利润分配方法等等。他把这份建议上呈应宝时，通过他转呈曾国藩，曾国藩也认为有可采性，因此又上至总理衙门。然而，由于这个章程太像西方企业的，以至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怀疑有洋人或买办插手其间，未敢贸然允行，以至因循未成。1872年（同治十一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重提轮船招商之议，他在函奏中屡次提及五年前容闳的建议和所呈的章程，并决定仿照容闳等人提出的办法，由官设局，招集华商集股经营。中国第一个新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它的最终创设，主要系于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容闳等人的首倡，也未始没有起到一种开源启流的作用。

兰州织呢局，是由追随左宗棠的制造技术人员赖长提议设立的。1877年（光绪三年），随左宗棠军营主持兰州机器局制造工作的赖长，利用当地所产羊毛，“以意新造水机，试制羊绒”。他把所织羊绒呈给左宗棠验看，左宗棠十分欣赏，认为“竟与羊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可供军队需用。赖长便提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左宗棠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着手访购机器，筹备建厂，于1880年（光绪六年）建成开工。

除了工商企业之外，新式文化教育事业是洋务知识分子注重的另一个方面，有些文教事业是在洋务知识分子倡议下创办的。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学习外语学堂的建议，是首先由开明士人冯桂芬提出来的。咸丰末年，冯桂芬在上海接触洋人，阅览西学书籍，对西国西学有了较多了解，认识到中外交涉的长远性和重要性，并提倡“采西学”，他根据上海、广州两海在对外交涉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肆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兼习算学”。这时京师同文馆尚未开办，冯桂芬只是个退职翰林，所提建议既属首创之举，又涉及到敏感的中外关系，希求苟安的地方官自然不会采纳。不久，总理衙门议设京师同文馆，冯桂芬受到鼓舞，又撰文重提这一建议，他认为“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二海口（按指上海和广州）尤多，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他提议：“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以培养适应两大通商海口需要的翻译人才。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到上海后，招聘冯桂芬为幕僚，赞助洋务，冯又向李鸿章提出了这个建议，李鸿章欣然采纳，决定上奏朝廷。从奏折与冯桂芬原撰文基本相似这一点来看，这篇上奏即使不是冯桂芬亲笔草拟的，至少也是以冯的文章作为底本的，获得批准后，上海、广州相继设立了同文馆，与京师同文馆遥相呼应，成为第一批洋务新式学堂。由于冯桂芬对上海同文馆的首倡之功，该馆设立时，特聘他为首任监院。

中国近代官方派遣留学的先声——120名幼童留学美国，是容闳倡议并极力促成的。容闳在为江南制造局购办机器回国后，受到曾国藩的嘉许，留聘他在江苏省官署作译员。他便利用接触大员的机会，谋求实现自己怀之已久的“教育计划”。1867年（同治六年），他趁陪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机会，当面向曾建议在局中附设兵工学校，以培养制造人才。此议得到曾国藩的首肯，不久遂得实行。容闳见到自己的“教育计划”初步尝试，获得成功，受到很大鼓舞。后来，他又向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力言此举日后当收大效。丁日昌是思想比较开明、勇于任事的洋务官僚，听后甚为赞许。由于派遣留学从无先例，事关重大，要靠中枢大臣之力方能促成。于是丁日昌当即决定让容闳写成详细说帖，他代为上之于权位仅次于恭亲王奕的军机大臣文祥，请其代奏。但恰逢文祥“丁忧”离职，容闳的满心希望遂化为泡影。后容闳仍不泄气，每次因公谒见丁日昌时，都要提起这一计划，恳请在曾国藩面前为之转呈。直至三年之后，他随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又趁大僚聚集之机，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曾国藩同意，答应与其他大员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之此消息，他欣喜若狂，后经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容闳的“伟大教育计划”终得实现，而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留学教育也自此创始。(www.daowen.com)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最大的翻译西书机构。这个翻译馆的创设和经营，是与著名化学家、制造专家徐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徐寿在从事洋务制造事业的实践中，鉴于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急迫需求，以及中西科技水平的悬殊差距，感到介绍和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十分必要。他在1867年（同治六年）刚来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不久，便向曾国藩提出广购西书，组织翻译的建议。但是曾国藩认为他过于急切，在批文中以训斥的口吻写道：“外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他对徐寿等人的译书能力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徐寿出于对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仍然不放弃努力，他争得了制造局总办的支持，请求曾国藩允其小试，开始聘西人，购西书，翻译馆终于在1868年（同治七年）正式开馆。徐寿担任翻译馆的“提调”，总管译书事务，并亲自参加译书工作。后来参加译书的人员虽屡经更替，流动不定，但徐寿直至1884年（光绪十年）逝世，一直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没有离开过翻译馆。

除了这些在洋务知识分子直接建议下产生的洋务事业之外，洋务知识分子对其他一些洋务事业的创办，也往往通过建议、提倡、宣传、游说等方式，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例如，铁路和电报事业的产生，洋务知识分子就曾为之作过呼吁和宣传。铁路和电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开办之前，曾经过长期的争论。最初不但守旧官僚反对，连一些办洋务的官僚也持否定态度。创办天津机器局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铜线（按即电线）铁路二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也表示：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于彼（按指外国侵略者），大有害于我”。因此，围绕铁路、电报是否创办，一直争论不休，拖延未决。洋务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提倡兴办。1879年（光绪五年），在官僚们就是否修建铁路而激烈争论之时，正在法国任职外交并留学的马建忠，在给国内大僚及友人的函文中，曾屡撰长论，主张尽速建造。他列举各国铁路的巨大作用，疾呼“火轮车惟中国可行，惟中国当行，且惟中国当行而不容稍缓”。并据当时国库贫乏的状况，提出借外债以建铁路的具体办法。这样，由于包括洋务知识分子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影响，促使洋务官僚改变了态度，导致了80年代初铁路、电报事业相继产生。

然而，洋务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洋务官僚的附庸和工具，他们的意愿、建议只有被洋务官僚接受采纳，才能间接地发挥作用。而洋务官僚控制着洋务事业的大权，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决定行止，对洋务知识分子的建议只是有选择的采纳。所以，经洋务知识分子直接提议而最终得以开办的洋务事业只是少数。洋务知识分子更多的主张、建议得不到实现。如马建忠在1878年（光绪四年）便鉴于外交人员的缺乏，提议设立专门的“出使学堂”，并拟定了详细章程，但却一直没有实现。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积极提倡发展工商的许多建议，也不被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