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就是指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逐步被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所代替的过程。在这交替的过程中，一方面洋务派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尤其是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不仅继续而且还大为发展着，但在政治上仍原地不动不作任何改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把维新思潮推进到政治实践的阶段，并发展为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两者正处于“交叉”的历史时刻，处于“谁主浮沉”的交替时刻。

戊戌维新政治改革运动的起始点，是1895年5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的“公车上书”，它发生在清政府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半个月，也就是通常所说标志洋务运动失败之时。从这时起，维新派人士上书，办报纸，开学会，组织维新团体，宣传变法主张，组织和积蓄变法力量，经过三年酝酿准备，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以“诏定国是”为始点发动“百日维新”，亦称戊戌变法运动。这个运动的性质是什么？与洋务运动有何不同？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军事、文教改革的话，那么，戊戌变法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欲将封建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的行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不断强调一个论点，即“设议院以通下情”。他们说：洋务运动已“稍变旧法”，例如，“洋务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等等。但“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那就是说，西方国家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了富强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行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下情上达的民主议会制度，中国要达到富强目的，亦非实行这种民主制度不可。也就是所谓“设议院以通下情”。这一点正是洋务运动所缺少的。这倒不是所有洋务官僚对此毫无认识，事实上他们中一些人在洋务活动中已经有人意识到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例如，洋务大官僚两广总督张树声于1884年就认为，既要学西国科技的“用”，也要学西方民主政治的“体”，作过“遗其体而求其用”绝对达不到富强目的的论述。安徽巡抚邓华熙也有过“不揣其本而未是求”的批评。但这为清王朝所绝对不允许的，命运与清朝统治紧密相联的洋务官僚对此是不敢加以宣扬，更不可能付之于实践。故只能让给戊戌维新派来实行了。洋务官僚不可避免地站在与戊戌变法运动相对立的立场上。这可以说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异”点，正因为“异”就表明他们正处于交替之中。

然而他们之间也有“同”点。按照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设想，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一个中心，在此“中心”为“纲”的前提下，列举了许多任务，包括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革新和创建，以达到国家富强，挽救中华民族和清王朝于垂危之中。洋务派与这些主张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不少事洋务派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或正准备实行。例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第三书》中反复强调阐述的“富民之法”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惠民之法”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乃至康氏不断提出的培养新式人才，等等。洋务派大都是积极宣扬和实行的。而且，1895年后三年维新派对上述“富民之法”等大声疾呼之时，也就是如本章第二节所叙述的洋务派大力兴办和扩展这些事业之际。他们的目的基本相同，即都是为了富强和拯救危亡。

在“富民之法”的问题上，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运动可以认为是一个“交叉”。

这样，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运动在政治上由封建专制向民主立宪过渡的“交替”关系，及他们在经济文教等措施上的“交叉”关系，就构成了戊戌变法对于洋务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及在作为核心的政治问题上的替代关系，为了正确理解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必要将它们间的异同作一论述。

戊戌变法的目的和想做的事，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二是发展资本主义，三是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已为人们所熟知。从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过去学术界传统的说法，把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讲成两种绝然不同性质完全对立的运动，这是不对的。它们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同之处。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在这个相同点上，为什么过去有些学者把它说成完全对立的呢？这是由于他们把洋务运动看作是半殖民地化的活动，把洋务工业企业性质看作官僚买办资本性质的缘故。事实上，洋务运动兴起的直接目的虽是镇压人民革命，是反动的，但同时也有抵御外侮的意图，这个“意图”付诸实践，是在19世纪70年代人民革命镇压下去，而外敌进行新的武装入侵之时，其措施：一是大规模建设海陆军；二是大规模创建轮船、电报、矿务、铁政、纺织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作为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立面而兴办发展的，是民族性很强的企业，它与康有为为代表所发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吁，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本书对这两个问题的上述观点，已有鲜明的表述，这里只作简要的概括，不再申论。

现在要对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相“异”之点，作必要的阐述，以窥洋务派与维新派“交替”的历史过程。这里以盛宣怀思想言行作为洋务派的代表，这不仅因为他在甲午后总揽了洋务企业的筹办，是洋务运动“尾声”中最活跃、最冒尖的人物，而且他的思想观点既鲜明地与维新派不同，又同顽固派有着显著的差异，可以说盛宣怀是洋务派立场观点的典型。(www.daowen.com)

正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推向高潮之际，盛宣怀于1896年也抛出了改革变法纲领：《条陈自强大计折》，其中心内容就是上节所引用的关于练兵、理财、育才三条。他呼吁：中国如果不赶紧办练兵、理财、育才三件大事，“年复一年，外人耽眈视我，一无足恃，肆彼要求，得步进步”。以致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悔之晚矣！此三者，也正是康有为几次上皇帝书所反复阐述的。在这一点上，洋务派与维新派并无所不同。但这里的相同，只是某些具体做法，就指导这些行动的政治纲领来说两者却是对立的。洋务派的变法纲领止于练兵、理财、育才几项；维新派则是把这些看作具体实施项目，其“纲”则是设立议院制定宪法，实行君民共主的民主制度。如果说他们均以维护清王朝为己任的话，前者维护的是专制的清朝，后者则是维护民主的、君主立宪的清朝。二者有着质的区别。维新派在“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的“制度局总其纲”的前提下，进行较为彻底的政府机构改革，以与民主立宪制相适应，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康有为说：“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

盛宣怀等洋务派所谓变法与康氏有原则的不同，他在甲午败后即禀告李鸿章说：“中国苟能发愤自强，除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其转移之柄在皇上，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之论，微我中堂谁能发之。夫殷忧启圣，国家转弱为强，中兴在此，而痛哭陈词，元臣反过为功，晚节亦在此。”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所谓吏、礼、刑三政不变即封建主义的“体”不变，所变者“器”“用”而已；二是变法之权操诸皇帝，主其事者为李鸿章。这就完全有理由说，盛宣怀等洋务派的练兵、理财、育才，作为政治改革纲领是与戊戌变法对立的。这种对立的观点，到百日维新时更为明确了。盛宣怀于1898年8月10日与友人书云：

“朝廷锐意求治，第一在知人用人，否则虽百变其法，而一效难收。甚至求治太急，转为流弊。弟以为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止要兵政、商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厘定章程，实力举办，此即足食足兵之道，无他奇巧。”

这里鲜明地表达了“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的态度。而更动不更动“根本之学”，正是戊戌维新派与洋务派根本分歧所在。而这一点，洋务派同顽固派却是一致的。由于这种“一致”性，就有可能在反对维新派上站在一起。但由于洋务派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并相应地作某些政权机构改革，所以又与“一意守旧”的顽固派发生矛盾。这种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致”与“矛盾”，就使洋务派在反对维新派更动“根本之学”的同时，也反对顽固派的一味仇视革新。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批顽固守旧分子发动政变扼杀了维新运动而一切复旧时，盛宣怀着急了，说：“训攻以来，百事皆归旧辙。而环海疑议纷腾，以为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他对复旧不满，因为这与他所提练兵、理财、育才三大端的宗旨相背，而且“复旧”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和不满，尤其是洋人的“玩视”和干预。于是盛氏借用洋人之力对当权的王文韶说：“国事更新、复旧，环海疑议纷腾，……。但（外人）以维新冀望中国者，不能无疑于深宫一意守旧，从此无振兴之日。……久而久之，难免各国愈生玩视之心。”他唯恐清廷无动于衷，又带威胁性地说：“外人皆曰中国若是，恐难自强，不如各自为什，分谋占夺，并将以兵力胁制为干预之谋。”处于这种危急形势面前如何办好？那就是用所谓“执两用中”之法，即既不能像康有为维新派主张的那样变，也不能如政变后顽固派那样的复旧，而是必须在练兵、理财、育才也就是在经济、文教等方面有所革新，在这种革新掩盖下达到保存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体”的目的。这种经济、文教等方面改革与政治上保守的矛盾，正是洋务派无法解决而戊戌维新派试图解决的问题。然而，维新派尚未施展其主张即被顽固守旧的当权派所绞杀，洋务派的主张仍能为清廷所接受，“中体西用”仍有一定的市场，洋务派仍是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流派。因此，所谓“交替”未能实现，即洋务派未“交”，维新派未达到“替”的目的。但洋务派表面的活跃，不能摆脱其经济与政治矛盾所造成的虚弱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