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洋务派集团，仍是一股介于顽固派、维新派之间比较独立的相当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既主张采用西学策议变法，但又反对维新派那种比较全面的变；既与帝党、维新派有直接或间接的瓜葛，又与后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纷纷提出洋务复兴方案，例如1895年7月16日刘坤一即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采用西法练兵、用人、理饷。其他如张之洞、袁世凯一批洋务人士均有类似意见。总括起来，就是继续办洋务以冀重新振兴起来达到富强。光绪帝于1895年7月19日下了一道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疾，力行实政为先。……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这是对洋务派复兴洋务的一个巨大支持。于是，诸如：新建陆军、铁路、矿务、银行、教育等均较大规模地兴办了，海军重建亦在筹议之中。本节主要谈洋务工业企业继续举办情况。

首先谈续办洋务的基本特征和指导思想。甲午后所办洋务工业企业，主要揽于盛宣怀一人之手，故以盛氏作为代表，适当结合其他人的意见加以叙说。盛氏在取得“专折奏事”后的第一个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中说：

“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

这里把练兵、理财、育才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是30余年洋务运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根本精神就是发展三者结合的洋务事业来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所以说甲午以后的洋务事业没有超出洋务运动范围，却有某些发展，就是所谓“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在洋务运动初期是靠官力，逐步发展官力与商力并用，这里强调的“商力”，刘坤一甚至说铁路、商务和军事工业都“必归商办方为妥善”。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办的企业以集商资为主，借洋债亦以公司名义举借，不由政府出面；而原来由官本官办的企业，多改变为商本商办，例如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于1896年春招商承办了。藉“商力”必然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就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洋务运动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优良传统。兹以铁路、矿务、银行三者为主阐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尾声”时办工业企业的特点与作用。

甲午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通过《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从事工艺制造”的规定，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竞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除开设纺织、食品轻工业和船舶修造、航运等工厂企业之外，投资重点放在铁路、矿务、银行等行业，以便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侵占中国的主权。因为这些行业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列强重点投资这些部门，既是其资本输出的需要，也是帝国主义全面控制殖民地经济的需要。然而，事物的发展虽不平衡，但往往是对称的。在中国方面，虽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洋务运动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却是进一步发展了，它对原料、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开发速度加快和开发量加大，商品量及其运输量很自然地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这就促使铁路加速筹建。本来就意图为建造铁路供应铁轨的汉阳铁厂，也就必然大力扩充其规模，改善其经营，从奄奄一息的官本官办企业改为商资商办了；与之相联的煤铁矿业也相应发展。于是甲午战后在修建铁路之外大力经营矿务，是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所必然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势。清朝君臣们如张之洞、刘坤一及职位稍低的盛宣怀等辈，在经营铁厂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办工业的重点置于铁路和矿务。他们一致认识到非抓紧铁路和矿业的筹建和发展，不足以致富强的道理。而办这些大型的、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的钢铁、铁路、矿务等工业企业，没有在国民经济中起枢纽作用的银行，是难以想象的。于是，铁路、矿务、银行三者，成了甲午战后洋务派头目们办近代企业的重点项目。而这，正好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重点——铁路、矿务、银行，针锋相对。其竞争性和民族性，不言而喻。现分别简述之。

先谈铁路的筹建。总的说在甲午战前铁路的建设在清政府眼里还是无足轻重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则不同，清帝“下诏自强”是把修建铁路置于首要地位的。卢汉铁路倡议者张之洞立即响应说：“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盛，富强之什，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刘坤一也说：“究之富强之本，求其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于是着手进行已经议定先造的卢汉铁路建设。1896年12月成立铁路总公司于上海，以公认“堪以胜任”的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为了“权操诸己”，把与帝国主义争权放在第一位。他根据多年办企业同洋商打交道的经验，在上任之前即警惕地说：“洋商必欲尽占权利，一国要挟，各国争衡，未见其利，先受其害”。这个意思是说，帝国主义对路权的危害最大。因此，他建议朝廷“筹直捷痛快办法”，做到“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此方针是针对帝国主义侵权的这一点是明显的。铁路总公司成立后，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沙俄欲将其铁路向南延伸，其次是牵涉到“权自我操”与否的借洋债还是招洋股问题。俄路南侵远未见诸事实，而借洋债与招洋股却是立即实行的事。洋务官僚们围绕这事展开了争论。

1896年盛宣怀与张之洞谈及卢汉路时，他们即提出“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的主张。华商是无此资本兴建这样大的工程的，于是注意力转到洋商头上。当时以清廷和李鸿章为一方主张招洋股，说“洋债不及洋股容易”，应以“洋商入股为主脑”；以盛宣怀、张之洞为一方主张借洋债，盛说，招洋股筑路洋人一定会“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只须奏明卢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便妥。”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借洋债筑路可以做到权归于己，招洋股则权必为洋人所夺。这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张说：“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洋债，则路权仍属于我。”应该说，盛宣怀和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比较符合民族利益。借哪一国的债为适宜？经过比较，认为比利时“国小而无大志，借用比款利多害少”，“舍英美而就比”，较为容易做到“权操诸己”。

1897年冬，以德占胶澳，俄占旅大为始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德国获得山东胶济等铁路修建权，英亦觊觎粤汉路权，清政府赶速将粤汉路的修建提到议事日程，委盛宣怀为督办。盛氏主张卢汉、粤汉二路南北同时兴工，力求“急办”，并尽可能及早向东西南北延伸，防止和减少列强的侵权。这些意图虽未能完全达到，精神却是可贵的，并部分地达到了目的。(www.daowen.com)

其次叙述洋务运动“尾声”中扩大矿务的情况。洋务派认识到，铁路与铁厂相为表里，煤铁矿又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基础。上文讲到，铁厂的钢铁产品销路，主要靠修建铁路所需的钢轨；但铁厂如没有源源不断的焦煤和铁矿砂等燃料原料，是不能开工生产的，罔谈发展扩大！当时，汉阳铁厂所需焦煤主要由英、日等国和开平煤矿供给，货源困难，价格昂贵，不仅时有缺货之虞，且所产钢轨等制品成本高，价值昂于洋产，削弱了汉厂的竞争能力。为此，盛宣怀首先致力于煤矿的勘查与开采，重点且放在离汉厂较近的长江中下游。经过勘查，证明萍乡煤矿颇有开采价值，能达到价廉物美降低铁厂产品成本的目的，于是1898年开始大力经营煤矿。除招股110万两“购机设厂，采煤炼焦，以应汉厂之用”外，又向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1901年因需设铁路运煤，又添招200万两，其中江西绅商附搭50万两，招商局搭股100万两，净商股140万两。有了这些资本，萍乡煤矿的建设与开采还是比较顺利的，对于后来“扩充钢铁”厂起了很大作用，抵制洋煤侵利在意中了。盛宣怀在讲述从觅煤以至于办成萍矿的艰苦历程时说：“接办伊始，两炉甫成，而无煤可用，一面忍痛购运开平煤，一面试挖萍乡煤。盖闻长江之水含硫质，产煤皆不合炼铁用，越洞庭而得萍铁（煤），始愿乃偿。初用土法，终之以机炉；初用小舟，终之以铁道。不知几费经营，克底于成。”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叙述。有人说，萍乡煤矿由于德国资本渗入，故相当大程度是德人“执政”。这不是事实。从资本来源看，除400万马克德款外，均为华资；德国借款占萍矿资本比例很小，且此款系用招商局房栈作押，所以德国势力并未因贷款关系而对矿业有多少渗透。因而谈不上达到“德人执政”的程度。它的民族性无可非议。至于后来日本势力渗入汉冶萍公司，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本书论述范围，这里不加评议。

以上是为了汉阳铁厂发展而很自然地着力于萍矿开采的事例，其他各省矿藏开采中，列强抢占与中国反侵占的斗争是激烈的。英国侵占了山西全省矿产的开采权，俄、意等国亦染指直、豫、川等省矿权，俄国且进一步觊觎中国东北漠河、观音山等处金矿。李鸿章于1897年描绘列强抢占矿权的情景说：“俄使作称，闻观音山（金矿）拟令英人襄办，须用俄人；法使坚请用法矿师在滇粤开矿，各国纷争，署均未允。（美）摩（根）来京更滋扰疑谤。”对此，洋务实业家则提出多种主张和对策。主要有：第一是勘矿与购矿。郑观应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于1896年即函告盛宣怀说：“今我国势将分裂，……拟设立一公司，……急遣矿师四出将各处好矿凡属官山及廉价之民产尽行购定，并请地方官批示存案，免为外人所夺。”此后几年，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列强抢占中国矿产之风越刮越盛，郑观应又敏锐地将矿权与铁路权联系起来说：在各省“凡铁路经过百里之内有矿产者，应归铁路公司招股开采”。这固然是为了挽救矿权，且也是“救铁路之第一要义。”因此必须从速购买，“迟恐好省分又为捷足者先登，大权落于人手，铁路无以生色。”在盛宣怀主持下购买了一些矿产资源，他后来回忆当年速购矿产的原因说：“一则留为自办，彼不能夺；一则合办可作股本，庶不致空言无补。”这就是说，如能矿权在握，不仅将来可随时自办，且可作为资本以吸收外资与洋商合办。这个设想不为不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于1899年正式上奏清廷“速立矿务总公司，……选派专员分赴三江两湖以及各省凡未为洋人所得者，周历查勘，将各种矿地逐一勘明绘图贴说，分别等差，先行买归总公司执业。”这个计划虽因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而延至1902年才成立勘矿公司，却表明当时与列强争夺矿产的激烈程度。

第二是给侵占全省矿产的外国公司以多种限制。这以对付取得山西开矿权的英国福公司一事较为典型。当时，英国福公司既取得山西的采矿权，又想筑泽道铁路以便于运输，还想设立一座炼铁厂将矿石炼成铁。洋务实业家们则提出针锋相对的三条办法：一是只能给予某一矿，“就矿言矿”，绝不能一揽子给予全省采矿权；二是矿与路不能兼营；三是不准把原材料制成成品。这就对福公司“矿与路兼营”并且要把原材料制成成品或半成品以减轻运输困难的企图予以限制和掣肘。这种与侵略者“对着干”的做法是可取的。不仅如此，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实业家对于福公司得寸进尺的新的无理要求进一步予以还击。福公司企图“矿由彼采，路由华造”，以便腾出资本全力开矿。盛宣怀则采用“因路而及矿”的办法来对付彼之“因矿而及路”。所谓“因路而及矿”的含意，就是：路虽华造，但运矿石之车价，要“比他项客货增加两倍”；中国应从英国开矿公司“得红股若干，分沾矿利”；对于福公司自设炼铁厂的要求，则断然予以拒绝。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尾声中洋务工业企业，继承和发展了洋务运动前段保持企业民族性的传统。

现在来谈作为国民经济枢纽的银行的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者盛宣怀于1896年说：“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这里虽没有谈到矿务，但铁厂这个联合企业是同煤铁等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故实际上是包括矿务的。自己办银行的倡议不始于甲午以后，而是在甲午以前就有酝酿了。例如盛宣怀他于1887年代李鸿章所拟《致驻美公使张樵野函》中，即表现出反对美国在中国独办银行，要求中美合办的思想，说：“该行归美商独办，仍无异汇丰、有利、法兰西、麦加利等行，于办理官事处处窒碍，其生意仍难驾乎各行之上。今议华美合办，既有华商在内，名正言顺。凡中国兴利大举，该行均随时议办，实于两国商务大有禅益。”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中国自办银行，要做到“驾乎各行之上”，不能成为洋商各行的附属品；自办银行是为了对中国的“兴利大举”有所裨益。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抵制侵略也是明显的。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银行尚无迫切需要而未被提到实践的日程。10年之后，铁厂、矿务、铁路等“兴利大举”，银行也成为盛宣怀所说的“实为商务之权舆，亟宜首先创办”的急务。正如郑观应所说，银行可以“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所以银行是大规模发展工商业所必不可少的枢纽机构。总的说，中国自设银行，可以做到“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盛宣怀在直督王文韶、鄂督张之洞等权势人物支持下，开始进行筹设银行工作，并于1896年11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得到清廷“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的批准设立银行的谕旨。经过一段时间筹备，银行总行于1897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开业，定名“中国通商银行”。它是中国第一家银行。开行不到一年，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城市开设了分行。它对于经济发展颇见成效，盛氏根据办通商银行的实践体会说：“欲富国，必兴商务；欲兴商务，首重银行”。又说：“将来中国倘欲使不足变为有余，若不肯从此入手，恐难取效。”这些体会和认识是深刻的。

铁路、矿务、银行乃至铁厂等工业企业的大规模举办和发展，加上新的教育事业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的兴办，表明洋务事业并未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停顿，从这一意义上说，还不能说洋务运动破产或彻底破产。作为办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还未停止工作，洋务派尚未成为历史的名词，洋务运动还没有结束。它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