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事件或者是战争，说它们胜利与失败、成功与破产，是从政治路线和目的等方面说的，是将事件置于历史长河规律中考虑的，离开“目的”、离开“规律”来谈成功、失败就没有准则了。现从这两个方面对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进行考察。

先从洋务运动的目的方面论述。洋务派官僚兴办洋务运动的动机和目的，已为学术界的人们所熟知，那就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便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然后在逐渐富强起来的过程中抵御外侮战胜侵略者。很明显，目的是富强起来，既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又战胜侵略者，以拯救清朝统治；其手段是使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建立新式武装并发展近代工商业。除镇压人民革命是反动的之外，其他一些目的不为不善。问题是这些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多少？答复是肯定与否定参半。清政府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新式枪炮将太平军、捻军和回民等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维护和暂时稳定了统治地位，史称“同治中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说它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在人民起义被镇压后，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者当推列强的侵略了，这种威胁虽被清政府称为“肢体之患”，这是相对于人民革命说的，一旦人民革命这一“心腹之害”被消除，“肢体之患”未尝不可转化为“心腹之害”，清统治者也未尝不视为“心腹之害”。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海陆军建设，就是为抵御外敌而进行的，其规模远远大于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而采取的军事措施，并培养了大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又由于认识到要真正地强，必须富，于是大办近代工商业，这就是所谓“强与富相因”。这种主要意在抵御外侮的活动奏效如何？伊黎收复了；日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偃旗息鼓了；中法战争做到“不败”或“稍胜一筹”了；殖民地化被阻止住了，半殖民地化被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虽没有他们预期强盛，但也未被淹没掉。这些表明，洋务运动在抵御外敌上也已部分的达到了目的。

可能有人要说，清王朝之所以不被列强所淹没，主要是由于妥协退让牺牲民族权利的结果，不是因为洋务运动使国力有所加强的缘故。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在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阶级间的关系一样。在阶级斗争中，敌方如果力量强大到占压倒优势，是一定要吃掉对方的；同样，这个“对方”如果力量允许也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人类社会阶级间、敌国间的较量，实际是力量对比的较量，没有什么仁慈可言的。列强之所以没有“吃掉”清王朝，是因为清王朝还有不被“吃掉”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广大人民的自发斗争实际上对清王朝起了支持作用之外，洋务运动使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力量得到加强，是一个重要原因。老实说，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没有在这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装备较为先进的海陆军在战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的列强对阵和较量，虽有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具有“第一流”“外交术”的李鸿章，也不能在谈判桌上谈斤论两、讨价还价的。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结果未能做到将侵略者赶出国门收回被侵占的利权，这是失败之处；但在洋务运动中增强了军事经济力量，列强未能瓜分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洋务运动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而不能不认为它的成功之处。向之论者常常有下列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被列强所瓜分和殖民地化，都是义和团等人民革命的力量，洋务派洋务运动在对外敌斗争中起了相反的破坏作用。按照这个逻辑，仿佛是说，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建设新式海陆军和新式工业企业，列强早就被赶跑了，中国早就独立富强了。这无论从史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现在再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问题。(www.daowen.com)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起步”虽有反动性，但却符合客观历史发展和人们正确反映客观的主观认识两方面要求的。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所作所为促进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是恰当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尽管在洋务运动之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已有人在航运、金融等领域进行过投资的试探，尽管没有洋务运动中国社会也会发展资本主义，但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封建主义土壤里第一次生长出资本主义，这一飞跃是洋务运动所促成，是洋务运动缩短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航程。这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洋务运动的莫大成功。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不够理想，那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阻挠和扼杀的缘故，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没有也不可能克服这些阻力。从这一意义说也可认为是成功中的失败。

学术界有一些人这样说，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确是顺应了历史趋势，但这不是洋务官僚的目的，他们的动机是要维护封建主义统治，功劳簿上不能记这笔帐。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学的原则。多年来对洋务运动持否定论者强调洋务派的“动机”很坏，肯定论者说洋务运动“效果”很好。我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某个人的“动机”不是研究对象，但也不能离开人们的主观作用而一味谈效果。人类社会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学者的任务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加过工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动机”。而且，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和他们举办经营洋务工业企业的实践中，在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同时，不是也已有了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动机和目的了吗？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无论从洋务派的动机目的或是从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说，均可认为它有相当程度的成功。不能说完全失败了。所以我对洋务运动作了“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的提法，就是为了要肯定它的成功，用“结束”一词，实际上包含“失败”的意思但不是全失败了；而且，所谓“结束”，并不一定是指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为结束的标志。事实上，甲午战后洋务还是继续在办下去，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实行以前，还未有什么新的改革的政治势力能代替洋务派，故还不能证明洋务运动已经结束了。甲午战后一段时间为各种政治势力交叉交替时期，也就是洋务运动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