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的关系，顾名思义，谁都明白，洋务运动是洋务派所发动和领导的，它们之间当然有一致性。但洋务运动一经兴起，它即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往往是不以洋务派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主阶级地位，却不自觉地使自己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属性；为了自强，却沦为半殖民地，等等。这表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不能划等号。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发展既相一致，也有矛盾。

后者是有上国驾驭“四夷”轻视邻邦之意，前者则有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意思。当时参加洋务活动的人，不管出发点多么不同，但这种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把“洋务”置于《西学》这一标题下加以论述，他把“洋务”作为“时务”的同义语，说“洋务犹时务也”。他认为洋务活动犹如为了“君父之有危疾”得救而“百计求医而学医”一样，他讥讽那些“以不谈洋务为高”自命“清流”“正人”者流，是要“蹈海而沉湘”，或“靦颜而苟活”的人。可见，洋务运动的“洋务”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内容的。这种先进的西方学说，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清王朝统治开始，从而发展新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而要求在政治上改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洋务运动应该这样发展，但历史实际并没有完全按此进程发展，这与洋务派主观上没有随着形势需要适应这个发展规律有关。

首先，洋务派为了拯救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封建制度对立的资本主义，这是他们根本没有料到的。洋务派是一个很复杂的集团，在其产生时，其成员由部分顽固官僚、地主阶级改革派和买办倾向较浓的士绅等几种类型的人转化而来。他们各个人的想法和参与洋务活动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以便把农民革命运动迅速镇压下去，维护清王朝的垂危统治这一点是一致的。他们在使用和制造新的军事技术军用火炮镇压人民革命来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对抗矛盾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江南、天津等制造局，既制造军需品，也制造和修理商船，所造机器工具如马达、车床等，除供军工需要外，不少是供给民用的；翻译馆所译图书，大部分是关于数学、电学、化学、光学、声学、农学、矿学等科技书，对新的生产力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大机器生产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洋务派中多数人特别是从顽固官僚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人，根本没有料想到这种变化，也没有想到去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与封建主义束缚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洋务派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又蕴藏着阻碍潮流前进的因素。

19世纪70年代中期，人民革命起义被镇压，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而由于日本侵台和沙俄侵占伊犁等列强的武装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在此形势变化面前，洋务派仍能正确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调整了政治路线，由多年的制内为主一变而为抵御外敌为主。这是由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的，即一方面大办海军和新式的练军，以便在战场上角胜；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大力举办轮船航运、电线和煤铁铜铅矿务、纺织等民用工业企业，以便在市场上与洋商较量达到“分洋商之利”以致富的目的。这说明此时洋务派无论在军事建设还是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反映历史要求的。在洋务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中，除原有的洋务派成员外，又有大批买办商人和具有维新思想或有这种倾向的人参加进来。这批人与原来的洋务派人员一起，构成了新的洋务派集团。这个集团中各个人参加洋务活动的动机目的虽各种各样，他们之间也存在各种矛盾，但绝大多数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对外抵制这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www.daowen.com)

洋务派之所以在70年代能比较正确反映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从洋务大官僚说，他们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外敌当前一定要力求抵御，抵御就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于是必然要大力经营海陆军和海防边防；在进一步发展军用工业的同时，必然导致民用工业的筹办，这是为解决军用工业原料、燃料和运输的需要，也是出于“致富”的需要，不富，“强”也是不可靠的。要办民用工业，非有大量资本不可，而这绝非财源匮乏的清政府所能筹集的，而需要集商资，集商资以办企业就意味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一逻辑过程，虽非洋务官僚所预期，却是历史的必然。从一般的洋务派成员、特别是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和买办商人出身的人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既是明确要求抵御外侮和与洋商进行商战的主张者，又是明确以追求剩余价值、高额利润为目的者，他们的言行当然会促进洋务运动按正常规律发展。其二，洋务官僚既然是为拯救清朝垂危的封建统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自然的有格格不入的一面，而时加扼制，但这遭到买办、商人、维新知识分子等参与洋务活动的人的反对。例如当李鸿章等人企图用官场的办法来干预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时，当时任商总办的唐廷枢、徐润立即禀告：“按照买卖常规，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而断然加以拒绝。可见，洋务官僚有反映洋务运动发展要求的一面，也有违反的一面，但他们不能违反历史总趋势。经过洋务派内部的斗争，其结果在70－80年代还是基本上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然而，洋务官僚是有权力的，因而他们常常处于矛盾斗争的主导方面，这就有可能违反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果然，洋务官僚对企业的“官督”逐步加强，对企业“报效”等要求加多，一变前期维持多于控制的方针，而对企业时加摧抑，使企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加上在中法战争中少数洋务官僚的妥协表现，既违反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又违反对外抵御要求，尤其是当运动发展到一定时期需要民主政治制度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时，洋务官僚就再也不前进了。到这时，洋务派这一集团就趋于破裂而分道扬镳。他们中有的人更倾向于自己独立经营企业，有的人更注重政治上改革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是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的，洋务派的主张有正确反映这个规律的一面，但反映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是不一样的。如前文所说，在其前期，洋务派办近代军用工业及相应的设施，是顺应时代潮流的。70－80年代洋务派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违反规律的一面，这“一面”，在各个时期不一样，中法战前正确多于“违反”，中法战争以后，“违反”多于“正确”，逐步导致“正确反映”的一面的消失。这就使洋务运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洋务派与洋务运动有一致性，但也有区别，不能把二者划等号地混为一谈。因此，洋务派的一切行为，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洋务派的某些人例如李鸿章的言行、特别是他的错误言行，更不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多年来贬低洋务运动，往往是由于他们把洋务派及其中某些个人的错误言行完全放在洋务运动的头上所造成的。因此，既要看到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一致性，也必须对二者加以区别，才能较为正确地认识洋务运动并做出公允的评价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