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该带综合性地叙述它与各个方面的关系。首先谈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一谈起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到，它是作为太平天国对立面发生的。不错，促使洋务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为主流的农民革命运动，但远不止于这一种关系。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还有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关系。洋务运动就清政府的目的说，是“资取洋人长技”以拯救清朝封建统治的运动。要拯救清朝统治，它一定内之镇压人民革命，外之抵御列强侵略。当力量不足以镇压人民革命，则联外以制内，当力量不足以御外时，则又会用妥协求和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统治。不管怎么表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近代工业的结果，都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至少有如下两点密切的关系。

一个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了商品经济。由于太平军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多数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增加了产品的商品率；同时，天国的“商旅出入，征税甚微”的利商政策，也使市场贸易出现了繁荣，有的地方甚至做到“百货云屯，盛于未乱时倍蓰”。太平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呈现出来，同时也表现在国际贸易中。以丝、茶出口为例：1849－1850年，茶出口约为5400万磅，丝为1.6万余包，1855－1856年增为茶9200万磅，丝5万余包，到太平军基本占领茶、丝产地的江苏、浙江以后的1862－1863年，茶出口为12000万磅，丝为8.3万余包了。比之战前的输出量，茶增加一倍多，丝则为五倍以上。尽管有的学者说，丝的出口之所以增加如此之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因战争使丝绸主要消费者地主士绅逃亡和人民穷困缺乏购买力所造成，因此，丝的国内市场大大缩小，出口增加“五倍以上”，不等于产量和商品也增加五倍。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但这不能否认在太平天国统治地区无论国内市场和出口贸易，在商品量上大大发展的事实。当然，这些商品量主要是小生产者所提供，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商品的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这对作为促使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洋务运动，不能不起到有利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另一后果，是封建关系松懈前提下的小农经济大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多，其中丁、口减少招客民开垦是其一端。在战争中，苏、浙、皖、赣等省一些地方丁、口大量减少，例如嘉兴府，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30余年间，户数从541，386户，减为253，447户；丁从1，665，948，减为546，160，口从202，864，减为73，756。户数减去一半有零，丁数和口数减掉三分之二以上。这就使无主荒地随处皆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后，各地方政府采取招客民开垦的办法以恢复生产，那些开垦的可耕地，有全归开垦者的，有半归开垦者半归公的，但多数是谁垦谁种，并轻其赋税。因此，客民“始则利其免科，继则利其租轻，争先占垦”。客民往往因“开垦荒莱，前往营田，多得上腴之利，移家置宅，为富人居”。也就是说客民因垦荒而致富了。地权的转移与更易，在太平军占领区是比较普遍的。浙江有些地方的土地，“辗转易主，遂至境内之田，尽非原户”。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封建关系大大地松懈了。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前者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小民“得上腴之利”，除自给外，有着更多的商品出售，扩大了商品市场，加速他们向两极分化，这对资本主义必然起着催生婆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不管是第一个后果还是第二个后果，都对资本主义有利，而洋务运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揿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绿灯的电钮。它之所以能揿动电钮就使资本主义“车流”通过，是因为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发生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不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太平天国革命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后者作用的性质虽然不同于前者，却殊途同归地为洋务运动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www.daowen.com)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它如果成功的话，其前途必然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殊途而同归”。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从实际情况看，太平天国的活动有不少事情同洋务运动中的实践活动是相通的，或者说是有某些相近之处的。太平军“师夷长技”地使用洋枪洋炮甚至早于清军，在这一点上本书已有叙述，这里不赘。这里主要谈一下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对资本主义看法的某些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此文撰写于1859年，一向被学者们视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文中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资本主义模式的论述。除强调“公举”“立法以为准”的民主法治，和举办新闻事业“以泄奸谋”、通上下之情等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与洋务运动无共同点外，在“师夷长技”发展近代工商业方面的言论，与洋务派如出一辙。洪仁玕称赞“外国人技艺精巧”：轮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千里镜、连环枪……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中国必须向他们学习，应允许外国“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大力鼓励对技艺的创新：“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者，准自专其利”；“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等等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思想，是可贵的，但天国未能，也不可能实行，而洋务派却在洋务活动的实践中逐步加以实现。这种“实现”，既是太平天国的思想，也是洋务派所达到的认识水平的反映。因此，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在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提高科技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同性的。尽管二者的领袖们并没意识到这点，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在太平军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员中，首先是地主分子，这些地主分子在太平军被镇压后，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重理旧业；有的地主家族将逃亡时携带出去的金银细软，投于城市工商业；有的人虽仍在农村经营土地，但对城布工商业的投资兴趣增大，逐步成为地主兼资本家。常州的盛康、盛宣怀父子，镇江的戴恒，无锡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不都是江苏地主官绅家族最早投资于近代工商业的一批人吗？而这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既是作为太平天国对立面而兴起，却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太平天国规划实行而未能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