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之外的第二个转变，就是由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这个政治路线的变化，是与当时形势变化相适应的。那就是：一方面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列强从“中外和好”变为军事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以俄国侵占伊犁，尤其是以日本侵略台湾为标志。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于1874年10月30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清政府震惊之余更注重于防日的战略部署。在签约后的第五天，总理衙门即急忙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上奏。练兵，着重于精练海军一支，配备铁甲船10艘和其他兵船，除现已有之轮船外，要求采取购买与自制相结合的办法，马上购备上述这些舰只；简器，强调配备攻击铁甲船之炮，改前瞠枪为林明敦等最精利的后门枪；筹饷、用人、持久等条，虽向为清政府所常谈，这次也多有新的阐发。总的看，六条内容比较明显地是为了有效地御侮。为什么要这样做？该奏折云：日本侵台，“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以致以我之屈辱结束。因此，必须赶紧备战，“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他们预见到，日本寻衅不过是一个开端，此后列强纷至沓来正无已时。“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这就是说，防御外寇入侵，不是临时性的策略，而是一个战略性决策。清廷随即于总署上奏的当天，将奏稿内容下达给沿海沿江有关督抚、将军和船政大臣议复，并限于一个月内奏复。紧接着又将广东巡抚张兆栋上奏所附丁日昌于1867年拟订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交督抚们一并议奏。于此可见清政府对于抵御外侮的迫切性了，于此可见清政府对海防塞防权衡上以海防尤其是防日更为重视的倾向性了。文祥点明此意说：总署所奏“切筹海防一折，系远谋持久，尚待从容会议，而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文祥还提醒要长期地警惕日本侵略，他说：“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这种把防御日本侵略提高到战略性地位的观点，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督抚大臣们如期议复。大家对于赶紧加强军事力量以着重防御外寇的战略决策，意见基本一致，但主要目标对准谁却有分歧，也就是对海防为主还是塞防为主有着不同的意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主张集中人力物力专事海防经营，放弃塞防。他分析了东南海上敌人与西北边塞敌人的情况，对于新疆的形势，他说：俄踞伊犁，英国扶植阿古柏，俄英勾结互分其利，“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只须新疆各回部“奉正朔”即可。他认为这样做，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在这一前提下，他力陈其理由说：

“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应该说，重视海防是对的，但放弃新疆则是牺牲领土主权。其他参与议复者对于海防颇为重视亦不少。如粤督英翰、皖抚裕禄说：“海防本为今日全局第一要务”；浙抚杨昌濬说：“今日自强之道，陆军固宜整理，水军更为要图”；礼亲王世铎等奏称：“倭人搆衅，有事生番，虽暂就和局，难保必无后患。故筹办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苏抚吴元炳称：“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等等。但他们在主张重海防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放弃新疆的意见。可见李鸿章“海防为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放弃新疆”则是错误的，因而是孤立的，遭到抨击是应该的。

另一些督抚和御史等人，则主张御外应以俄国为重点。通政使于凌辰借着丁宝桢、文彬、王文韶、吴元炳等人“力陈俄患可虞”而发挥己意说：

“夫外患莫大于俄夷，尤莫急于东北。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俄夷心怀叵测，觊觎已非一日。……若再以全力注于东南，三省空虚，该夷诡谋秘计万一乘间窃发，尤为可虑。”(www.daowen.com)

这显然要以防俄作重点，但没有明显的放弃东南海防的意思。

但有另一些人，则主张注重塞防放弃海防建设。例如，大理寺少卿王家壁概括王文韶的意思说：“但使俄人不得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搆衅于东南，……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为辞，而大肆渲染这一观点。并在攻击丁日昌之余说：“李鸿章且欲并沿海各省旧制及新添之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师船而裁并之，以专养四十八只大小轮船，是名为设防，实则撇防也；名为筹办海防，实则暗以破坏曾国藩、彭玉麟苦心经营之江防也。”王家壁等人还抨击了李鸿章放弃新疆的言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批评李氏在新形势下裁并旧式师船建立新式海军的见解，则是以老观点对待新问题，落后于形势远矣！其错误自不待言。

以上是比较明确表示偏重海防和偏重塞防双方代表性言论。另外还有两种人：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只就总署所陈就事论事地谈些练兵、制器、筹饷、用人等事，对于海防塞防孰轻孰重不置一词。二是明确表示海防塞防应两者并重。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宗棠持此观点者。他说：“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济之饷，大局何以能支？……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始事之时，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设后之厘税衰减，经常之费又将何出？万一岛族生心，调发日烦，需用孔急，将何策应之？凡此皆宜通筹合计，早为之所者。”又例如李鸿章说：“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他建议在东西并重前提下，在饷需分配问题上作某些改进。即西北征军岁以数百万计的靠沿海筹协的饷项，因“刻下创办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难兼顾”，请西北各将领“汰弱留强，损无益之兵，以济有益之用。”这个见解是对的。有人说，李鸿章实际上是轻塞防重海防。这有失公允。应该说，左宗棠在海防为重这一点上，与李鸿章的见解并不相左，左氏所担心的，不仅是西北边防之饷无着，也担心在集中力量办海防之后的经常性费用问题，如果在“岛族生心”之时，常年饷需无策以应之怎么办？故建议“早为之所”的通盘规画。这是有远见的。

经过一番讨论酝酿，清王朝权衡形势和轻重得失，采纳了海防塞防两者并重的意见。谕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但海防全权实操于李鸿章之手；西北塞防则着左宗棠督办。从实际情况看，清廷的倾向性明显地是海防重于塞防。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说：“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方。”所谓“择要试办”，主要是指先购买铁甲舰一、二只及相应的一些船只，以及致富之道的机器采煤等事。在经费不足情况下，这种“择要试办”是可以理解的，而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顾、尤侧重于海防的战略决策也是正确的。

由求强转变为求富为主并以求富来达求强的目的；由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并重点建设海防。随着这种政治路线的改善和战略性的转变，洋务派集团成员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是前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