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一开头以只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对外交涉人才，5年以后才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而提到学习日程使之成为理科学堂的话，那么，马尾船政局所办求是堂艺局，则是一开始就是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为主的，他们对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虽也很重视，但那不过是作为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必备的手段而已。

左宗棠向清廷请在福建设船政局的第一个奏折，即注意到把西洋造船技术学到手的问题。在造船过程中，第一步是派青年工匠跟洋人学习，但这只能“执柯伐柯”地依样画葫芦，只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才是“学到手”的标志。这就非知其原理不可，非学习其科学知识、深入探究其理论不可，也就非设立这种学堂以培养新型人才不可。左宗棠是把设立艺局与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接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厚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

可见开办求是堂艺局的目的，是要使西法“衍于中国”“传习无穷”。左氏认为，有了艺局所学的基本科技知识，经过生产操作实践，不仅可以设计制造轮船，而且可以及于其他生产领域的机器工具的制造。在造船中，轮船的主要核心部件必须做到自造。之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所谓“兴别项之利”，就是制造轮船以外的各项生产的机器制造，左氏多次强调“以利民用”，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合格的人才是不可思议的。他指出，“因”是比较容易的，“创”是很难的。要“创”那就非办像艺局这样的学堂不为功。当艺局开办5年，艺童们学有成效，经考核，在140名学生中，列上等者70－80名，次亦30－40名时，他高兴地展望未来说：“将来迸诣尚未可限量。如果优给廪饩，宽以时日，严其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之才固不可胜用也。”这段话不仅表现了左氏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热切向往和信心，而且那种“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以“衍于无穷”的阐述，更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代表了当时先进改革家的认识水平，即如左宗棠所说的“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并从而“突过西人”。

据上所述，求是堂艺局是把培养科技人才置于办船厂的首要地位的。故在马尾船政局开工前半年即开艺局，建厂开工之后，学堂房屋也优先建造。1868年迁入马尾船厂后，将艺局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学法文，设造船、设计专业，后学堂学英文，设驾驶、轮机专业。“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四所，艺童、艺徒共三百余名。”分别设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制图、航行理论、造船学以及实际操作规则等课程。

学堂设正副监督，由德克碑任正监督，日意格副之。法员迈达等教授制造，英员嘉乐尔等教授驾驶。对洋教习的要求是严格的。左宗棠说：“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对洋员的待遇也是优厚的。“与日意格等议定五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另一方德克碑、日意格则提出保证：“教导中国员匠于造船法度一切精熟，均各自能制造，并能自造家伙，并学堂中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均各精熟，俾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如按此规定做，即照上述奖金全数给予。历史证明，德克碑、日意格等人确能“精心教导”“循循善诱”而著有成效。过去学术界常有以洋务派出惊人的高薪给洋技术人员为非者。这是不公正的。在自己没有掌握先进技术条件下，要想很快地把这种技术学到手，出这样的高价是必要的，值得的。诚如左宗棠所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

艺局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其基本精神是促使他们富于进取。左宗棠在《船政事宜胪列十条》中说：

“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才也。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莠良者无由进用。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才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以昭奖劝，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矣！”

上述规定，可概括为：学习要求高而且严；物质待遇是优厚的；学生的出路前途是好的、有保证的。

为实现这些原则规定，艺局采取了以下一些具体措施：

（1）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年龄在15岁以上18岁以下之子弟入学。入学堂学习制造及驾驶管轮者名曰艺童。艺圃招考膂力壮健子弟分派各厂学习工作者，名曰艺徒。也就是，前者为前、后学堂学生，后者为学徒。他们除端午、中秋给假3天和年假外，星期天不休假。晨起、夜眠均有定时。上课必须专心听讲，“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得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2）在待遇上，学生除日给饭食费七钱五分外，“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另外医药费也由学堂供给。这种优厚待遇固然是为了让学生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打破士子不屑从事技艺工作的传统的一种手段。(www.daowen.com)

（3）“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励。”

（4）学习年限为5年。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熙军功人员例议奖。”“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各子弟之学成监工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这种从不拘出身、广求社会贤慧子弟，对学生优给廪饩，优奖劣汰，到优予拔擢，与洋员同等给薪等等规定和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加速培养优秀新式科技人才，以便将“彼之所长”转变为“我之长”，并进而达到“驾西人而上之”。应该看到，马尾船政局的前、后学堂的作为，既远出京师同文馆之上，也超过上海、广东方言馆。实践证明，前、后学堂的成效是显著的。英国教习赖格罗称赞这些学生“勤邑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日意格也认为这些学生“均甚聪明，易学易晓。”左宗棠因此而发出“中国人才本胜外国”的自豪语。这句话虽言过其实一点，但丝毫没有“崇洋”的影子却是事实。

艺局的教学采取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在学专业过程中结合实际到工厂、轮船进行操作训练。例如，1871年，船政局派学生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承谟、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浦泉、叶伯鋆、黄建勋、许寿山、陈毓淞、柴卓群、陈锦堂等18人，并外学堂学生邓世昌等10人，登“建威”练船练习，巡历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1875年，以“扬武”号作练船，除将“建成”练船上的练习生移入外，复派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材、韦振声、史建中等，登船见习，航行海外，游历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埠，至日本而还。这种注重实用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是新式的，开创性的，它打破了完全在书斋中生活的陈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占有重要一页。

因此，可以说求是堂艺局的教育方针对头，教学原则合理而实用，教育成效也颇为显著。

首先，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轮船驾驶员。学生在1871年第一次出海练习的基础上，1873年3月，由教习洋员德勒塞率艺局学生驾船南行，先到厦门，经香港、新加坡、槟榔屿而后于7月间回到福州。在4个月的航行中，除停靠码头外，实际在洋面的时间为75天。航程是复杂的、艰辛的。诚如沈葆桢所说：“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主要由教习躬督驾驶，令艺童们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教习对艺童的操作考核是很认真的，尤其是当“飐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日如何，以分其优劣。”结果，“其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翰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于是，张成、吕翰被拔为“海东云”、“长胜”两轮管驾，使“独当一面，以观后效”，并随“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任管驾。从此，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轮船驾驶员。早在1870年沈葆桢就上奏说：臣“自蒙简任总理船政以来，即广为采用，通轮机者派令管轮，熟驾驶者委以管驾。人才以搜罗而叠出，从事由鼓励而渐兴。”闽省各轮逐渐由华人管轮，到1873年最后一艘“长胜”号由洋员驾驶者也改由华人驾驶。从此轮船驾驶无一洋人了。

驾驶专业成绩显著，造船专业亦莫不然。从1873年起，船政局“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洋师付与全图，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制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做到了“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轮管车者已十四名。”这样，制造也取得了明效。

驾驶、制造均能在仅仅五六年间取得上述成绩，在一无所有的当时，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奇迹。左宗棠高兴地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

前后学堂不是每年招生的，而是2年或3年招生一次，到80年代后期共招9届，随后即停止招生。

综上所述，洋务教育是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开其端，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而逐渐及于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其中比较系统的招生培养工科技术人才的，当首推左宗棠所办的求是堂艺局。可见洋务教育，是随着洋务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