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文化教育，是指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适应洋务活动需要所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这种事业，既与清政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外交活动有关，也与办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及一切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洋务文化教育涉及面是比较广泛的，它培养了包括翻译、外交、律例、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制造、水陆军事等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些文化教育事业，主要是由于洋务派在洋务活动实践中，意识到培养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性而逐渐举办的，是适应洋务活动的具体需要进行的。因此，虽有一些计划，但并无远景规划和战略目标，因而基本上是被动的，尤其在洋务运动开始时是如此。

首先意识到紧迫需要的是通事（翻译）人才。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并不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时的通事，主要是由于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等活动，和澳门一隅同洋人接触及传教士的活动等关系，而自发的出现和形成的“通事”群。没有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往较多，而俄语通事难觅，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了，与西方国家交涉事件开始增多，其中以英法为最多。因此，对于懂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颇为迫切。以前虽有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这类人数量有限，质也不高，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和国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类通事大多与洋人关系密切，清政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事实上其中一些人也确实不能信赖。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即发觉这些通事的劣迹而揭露说：

“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另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通逃薮；二、英法等国设立义塾，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他们知识不多，翻译往往失实）“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他们甚至）“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

上面一段话说明：一、过去那些从事通事工作者，多系社会无赖游民；二、这些人多系外国侵略者培养出来的；三、这类通事为侵略者服务，反而对中国的事起坏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就非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不可。

较早感到自己培养翻译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他一则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再则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从仅仅为了消除“隔膜”，发展到“不受人欺蒙”，自然是一个进步。处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区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对自己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感又超过奕，他表达这种心情说：(www.daowen.com)

“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活，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这就是说，中外交涉，凭外国翻译官传达，恐有“偏袒捏架情弊”，固不可靠；仅恃“觅雇通事”传话，也靠不住，他很可能成为“洋务之大害”。因此，要对洋人“通其志，达其意，知其虚实诚伪”，非有自己的译员不可。可见，清政府洋务派积极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在培训买办人员，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清统治者的意图，这个意图显然是有防备和抵御外国侵略的一面的。只是由于中国当时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使这种类型的人才必然蒙上买办色彩而已。但对每个个人来说，不见得都带有这种色彩。

洋务运动中翻译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不仅仅限于对外交涉中的译员，随着洋务事业发展，他们被逐渐地更多地使用于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书籍的翻译。1868年曾国藩说过：“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因此，他提议在江南制造局“另立学馆，以习翻译”，选聪颖子弟，一方面学习外文，另一方面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因为单有外文没有科技知识，是译不好科技书的。曾氏主张“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后起的刘铭传也认识到“设局译刻西书，引导后进以广人才”的重要性。他在1884年任台防大臣时就说：“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究其制器造术之本原，何由致用？”

以上事实表明，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做对外交涉中的译员，还是做科学技术等图书的翻译，都有御外侮的目的。这个目的尤以后者最为突出。左宗棠对此有很明确的见解。他所办求是堂艺局，在教习外语的同时，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课程列为必修课，一反“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的陋规，他认为没有广博深邃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有所创新，只能停止在模仿上，而模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左氏自豪地说，他的外文与科技知识并重培养人才的方针，将来在技艺方面不仅可与西洋并驾齐驱，且有可能驾而上之。这样，“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做我，一切皆自将敛抑”了。左氏虽把西洋科学技术学到手一事看得太简单容易，但他的外语、科技并重的方针是对头的，这是他御外侮迫切心情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