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苏州两洋炮局是安庆内军械所过渡到江南制造局关键阶段，而江南制造局的创办，则是李鸿章“觅制器之器”思想的实践和运用。

江南制造局由下面三部分机器设备所组成：一是容闳在美国购买的“制造机器之机器”；二是丁日昌在上海虹口地方购买的旗记铁严；三是苏州洋炮局丁日昌、韩殿甲所管辖的两局（两个车间）。

容闳（1828－1912年），原名光照，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出生于贫苦家庭。7岁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所办的小学读书，13岁入玛礼逊学校。该校第一任校长勃朗于1846年回美，容闳与另两位同学随同赴美。到美后，先入麻萨诸塞州的盂松学校，2年后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予他博士学位）。学习期间，容氏即立下“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决心。1855年容闳怀着强盛祖国的满腔热情，毅然从美回国。回国后，多次更换职业：担任过美国驻华使节的文书；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上海海关职员；在英商公司和宝顺洋行任职；还自由经商3年。这过程中，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和英法联军入侵时期。容闳愤清朝腐败无能，而去天京向洪仁玕作过模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建议，无成。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正在安庆招募人才兴办工业的曾国藩。1863年容闳在安庆面向曾氏说：

“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可见容闳虽与李鸿章的“觅制器之器”同调，但容氏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后，可以造枪炮弹药，可以造轮船，更可以造各种机械，这比之曾、李等人强调“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容闳的主张得到曾国藩的赞同，拨款68000两，派容闳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容氏于1863年10月出发，经英国伦敦于1864年春抵美。经多方洽谈，终于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于1865年运抵上海。

在曾国藩派容闳到美国订购“制器之器”的同时，李鸿章正在为苏州炮局“所购机器未齐”以致未能制造轮船长炸炮等物而发愁，委派人员到上海觅购机器。李鸿章为什么要在上海购买现成机器设备？他认为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既无把握，若请派弁兵径赴外国机器厂讲求学习”，也不一定能马上奏效。所以他说：“不若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际。”于是饬派当时升任上海海关道的丁日昌觅购，丁氏终于找到了设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该厂为洋人在上海较大的一座机器厂，设备也较先进齐全。李鸿章说：“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饬丁氏迅速定议。丁日昌联络了历游外国多年、熟习洋匠、因案革究而赎罪心切的海关通事唐国华，与同案的已革扦手张灿、秦吉等人，集资40000两，买下了旗记铁厂。另有其他物件如铜、铁、木料等作价20000两。故实际是化了60000两银子。价钱不能算贵。有的研究者说李鸿章用高价买了一座废旧铁工厂，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说，丁日昌所买的这座铁厂，机器较精而非废旧，价格公道而不算昂贵。(www.daowen.com)

李鸿章买定旗记铁厂之际，正是容闳在美所购机器运抵上海之时，两者合并一起，加上苏州洋炮局中丁日昌、韩殿甲经营的两车间，就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机器厂了。此厂名为“江南制造总局”，亦称“上海机器制造局”。厂址本在虹口旗记铁厂原址，因虹口被美国占为租界，侵略者反对中国在那里制造军火；又因“厂中工匠繁多，时有与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另一方面，为了不断扩大规模和修造轮船，既需有发展余地的地界，也必须择一滨江处所。于是选择城南高昌庙滨临黄浦江的地方，于1867年江南制造局迁往该处。开始圈地70余亩，1870年扩大到400余亩，即今之江南造船厂原址。另外，在总局附近又买了一些零星土地设立分厂。

江南制造局在筹建时，虽主要是为了制造军火，但既注重于“制器之器”，就不专注于军火，而要求能制造各种民用器具。这一点，李鸿章在购置旗记铁厂时即已讲得很明确，他上奏清廷说：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这里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想：（1）军火工厂除造军火外，必须造民用产品；（2）中国人的智慧并不逊于西人，在铲除隔绝对外开放的今天，必能“自发其覆”地创造性发展而超过西人；（3）预见私人投资办实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上述三条在李氏之前的魏源、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们已都初步涉及过，但李鸿章在办机器制造局的实践中谈到这些，却有新的现实意义。从他对江南制造局各分厂、车间的构成和部署，以及产品及其分配销售等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