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或是洋枪洋炮的使用和“借师助剿”的实行，都在某一侧面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自己创办近代军用工业，作了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尤其是清军使用洋枪炮、火轮船和“借师助剿”的实践，对清政府的军政官员下定自己掌握先进武器的决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必须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直接认识，始自林则徐。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侵略军的接仗中，即明确意识到：为了国防的需要，不仅从西洋购买火炮船只，更要自己制造，而首先在国防前线地区制造。他说：“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魏源并建议在虎门外的大角、沙角建立造船厂和火药局各一座，雇用法、美等国技术工匠，制造船炮。这种主张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直至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并付诸实践后，左宗棠因此举被顽固派阻挠以致20年停滞不前犹引为遗憾。

其实，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然性。作为清朝统治者，如果不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他们是不会改变陈法的。60年代初洋务派头目们之所以迫切要求“师夷长技”，是为了“两害取轻”地镇压“心腹之害”。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非洋火器不足以取胜，非自制火器轮船不足以长治久安。所以奕喋喋不休地叫嚷“练兵”“制器”；曾国藩有了在镇压太平军中“实赖洋炮之力”的亲身感受，就非常积极地大力购求洋火器和第一个办近代军火工厂；李鸿章也正是到上海后，亲眼看到外国兵人数少“即当大敌”，中国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的情况，从而加快了“资取洋人长技”，自己设厂制造军火的步伐。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主。1838年中式进士。先后求教于理学大师兼尚“经济之学”的唐鉴，并师事倭仁、穆彰阿。曾氏善经世致用之学和理学。中进士后，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升授为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中，历任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852年因母忧回籍。正值太平军转战湘鄂，奉命帮办团练，后编为湘军。1854年湘军练成，与太平军为敌，屡战屡败。1856年乘“杨韦事变”之机全力反扑，转败为胜。1860年8月被授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攻陷天京上游重镇安庆后，派李鸿章率淮军支援被太平军围攻、危在旦夕的上海，又派左宗棠图浙，并同意江浙绅商“借洋兵助剿”的意见，对天京逐渐形成和缩小包围圈，终于1864年7月破天京。曾国藩在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曾氏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较早使用西洋新式武器，从而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于是他第一个办起了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第一个同意和支持容闳所提“觅制器之器”的建议从而办成了江南制造局。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的1861年秋冬之交创办的。早在1860年12月初，曾国藩就上奏清廷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里所说的“永远之利”，就是一年后他所说“剿发逆”“勤远略”，以期渐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的思想。曾国藩本想先通过买船仿造的方式求得先进技术，他说：“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他是相信中国人“智者尽心，劳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的。于是他不等“购成之后”，就马上进行仿求“覃思之士，智巧之匠”的工作了；也不等“始而演习”，就进行试造了。这种全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制造轮船火器，也就成了安庆内军械所一个特点。

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即着手筹建兵工厂。他派人寻觅到了无锡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由薛焕将徐、华送赴曾国藩军营效力。徐、华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檄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可见建安庆局是有抵制洋人利用火器买卖以侵利的用意的。而该局筹建之时，也正是奕与赫德酝酿购置和建立“阿斯本舰队”之际；而次年李泰国赴英办理“阿斯本舰队”的购置组建事宜之际，也正是安皮内军械所试造小火轮初见成效之时。因此，自造轮船也有作为“阿斯本舰队”对立面而存在的意义。

内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其重要成就是自己试造的小火轮，主持该轮制造的负责人是蔡国祥，科技人员则为徐寿、华衡芳。

徐寿（1818－1884年），字雪村，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人。“幼娴帖括，习举业”，继以为无稗实用，遂“专研博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学、汽机、医学、光学、电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徐寿在当时以博学多才著称，曾自制过指南针、象限仪等器具，还仿制过墨西哥银元。

华衡芳（1833－1902年）字若汀，与徐寿同为无锡人。幼时即嗜数学，14岁就弄懂了当时流传的应用算术书《算法统宗》。是年结识了比自己长15岁的徐寿。华衡芳在此后的岁月里，除研读中国古典数学著作《数理精蕴》等书，“遂能通几何之学”外，还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对翻译过来的代数、几何、微积分、重量、博物等书一一研读。这就为华氏在数学、自然科学乃至技艺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daowen.com)

徐寿、华衡芳相识后，不时在一起研讨并作实验。例如，他们为了探索光学奥秘，将水晶印章磨成三角形来代替难以找到的三棱玻璃，“验得光分七色”；为了验证枪弹运行的轨迹是否呈抛物线，他们设远近多靶，通过实弹射击测试，终于粗知抛物线之梗概。1858年两人在上海获得墨海书馆出版的合信氏的《博物新编》一书，此书内容包括理、化、天文、气象等，使他们得益颇多。1860年由华衡芳著述、徐寿插图的《抛物线说》一书问世。此书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比当时国外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圆锥曲线说》中译本早6年。徐、华有了这些科技造诣，故一到安庆内军械所，即进入实际科学研究制造阶段。

首先是蒸汽机的制造。造蒸汽机必须依赖数学、力学和物理学等知识，还须有制机械的实际工艺经验。徐、华对于前者已具备必要的条件，对于后者却是缺乏基础的，加之军械所设备简陋，全靠手工操作，困难很大。但他们还是于1862年8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此前已有人试造非实用性的蒸汽机）。此蒸汽机的结构与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它“以火蒸水气”运转自如，“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看了蒸汽机的试验运转颇为高兴，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确实，蒸汽机制成，为造火轮船开辟了道路，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江南制造局制造各种机器创造了前提和基础。

内军械所第二个成就是造成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中国造船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到清代，造船工场规模和技术均很发达，这就为试制轮船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技术工人。该木壳轮船的制造，华衡芳主要负责测算，徐寿主要负责制机，在其他有关技术人员吴嘉廉、龚云棠、徐建寅等的配合下，从1862年4月到同年8月即造成了轮船模型，到是年底试造成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火轮，并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由轮船委员蔡国祥亲自驾驶，曾国藩则坐在船头上督看。航行约八、九里。曾氏十分得意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

1864年，徐寿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放大试制火轮船的工作。接着搬迁南京，1865年火轮船放大试制成功，曾国藩赐名“黄鹄”。1866年“黄鹄”号火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据8月31日《字林西报》记载：船重25吨，长55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筒，直径1华尺，长2尺；轮船的回转轴长14尺，直径2.4寸；锅炉长11尺，直径2尺。船舱设在回转轴的后面，机器设在船的前部。试航时速，顺流28里，逆流16里。

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但不用洋人而用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设计制造火器弹药，特别是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虽“不甚得法”，却标志了中国进入制造机器的历史时期；为手工造机器向机器造机器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它尽管未用洋人，但它是在西洋火器、轮船和西洋科技书籍的启迪下产生的。如徐寿、华衡芳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又从《博物新编》一类西洋科技书籍中学到不少知识；又如徐寿等在上海对洋轮的观察模仿等等。因此，它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洋务工业起始的标志。有了这个不成熟的实践，使曾国藩和参预制造的人员，既看到自己的优点，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尤其是看到手工造器的缺陷，于是存“觅制器之器”的决心和行动。

内军械所也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开端。它的经费由湘军拨款，劳动力一部分是招募，另一部分是蔡国祥准备接收阿斯本舰队未成留下的200名士兵，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以工资形式付酬的劳动者，某种程度上，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可以认为安庆内军械所是封建性很浓的带资本主义性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