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与“借师助剿”有关的四个事件：8月22日咸丰帝病死；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11月2日北京祺祥政变，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它们像催化剂一样，促使“借师助剿”向大规模铺开阶段发展。

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要爽爽快快地大让步，一时还放不下脸；而他所信任的肃顺集团对外国侵略者也心存疑忌。咸丰帝之死和祺祥政变消灭了肃顺集团，就排除了“借师助剿”的大阻力。政变后，奕和那拉氏向外国侵略者的“友好”姿态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上海《北华捷报》欢呼这次政变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预言：“有利于外国在华权益的恭亲王掌握权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不久，外国的代表将对北京政府发挥较大的影响。”曾国藩攻陷安庆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太平天国说，安庆地处南京上游，安庆一失，天京受到直接威胁，尽管不久有宁波之克，那毕竟是强驽之末，太平天国的失败基本上已成定局，外国侵略者打消了大规模干预的顾虑；另一方面，曾氏倍受清廷青睐，钦差、节相而外，统辖四省军务，上海买办官绅寄希望于他，是年秋冬掀起的“乞师”热就是明证。而太平军于1861年12月9日攻克宁波，又加强了这种“热”，加强了中外反动派在更大规模上的勾结。因为沪上危如累卵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太平军的一“陷”一“克”，都为“借师助剿”的大规模公开化扫除了障碍。

1862年1月，以“中外会防”为标志，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借师助剿”军事行动。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外国侵略军最多时曾直接间接地投入近5000名正规军，在上海30英里半径的范围内以绝对优势火力攻击大部分情况下处于守势的太平军。

1862年1月3日，上海租界内纳税外国人已组织了“西人会防公所”。过了10天，在巴夏礼出面向买办官绅“通意”下，组成了“上海中外会防局”。它实质上是“西人会防公所”的听命附属机构。上海的著名官绅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吴云等入局听命。接着又设立分局11处。这就在组织上为中外反动势力大规模军事勾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后，情报的提供，军费的筹给，粮秣的供送，军事行动的统制等工作，基本上由“上海会防局”出面担当。该局无疑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实行“以华制华”政策的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会防局”制定的《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有：“复宁波以树声援”、“乘空虚以取苏州”、“会曾兵以攻南京”三条。它若实行，外国侵略军不仅在上海和沿海地带，而是可以越苏州深入江浙内地。这预示着将为拥有强大实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首功”的曾国藩所不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上海的“中外会防”已经开张妥当之后，买办官绅们才以“公呈”形式通过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薛焕向清廷中枢通报，这已是事后20余天的文章了。这种先斩后奏，照例应为清廷所不容许。但这时清廷却改变了态度：不是反对“借师”，也不指责“先斩后奏”欺瞒君上，而是服从上海买办官绅的意愿和所作所为，赞许他们“自系确有见地”说：“即着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很显然，“借师助剿”俨然成为清王朝的国策了。“朕必不为遥制”一语，是给上海买办官绅的特权，即不必有所顾忌地自行其是。“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即慷慨出让大量权益的同义语，而这，正是对1860年上海买办官绅所提出的：“如果借其兵力转危为安，我国图报，唯力是视”的确认。为了取信于洋人，不是“事后酬谢”，而是马上于1862年2月15日即批准“暂开豆禁”，任洋船夺取沿海运输大利。接着还在宗教政策上大大让步，“保护传教人”，为外国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敞开大门。

“中外会防”的中方主力，当然是曾国藩。观于“会曾兵以攻南京”一语，可以得知。但最迫切的不是会攻南京，而是如何保上海。上海官绅固然大力赴皖乞师，清廷中枢也“屡饬曾国藩遣军援沪。1861年11月下旬，沪、皖间已经谈妥由曾派兵来沪之约，“中外会防”时曾兵应该到沪。可见曾国藩已充当“上海中外会防”的要角。他直截了当地表态：“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遵而共守之。”并致书吴煦说：“一切由各绅经理，亦须中丞（指薛焕——引者）与阁下从中主持，鄙人与闻斯议，断不敢置身局外。得则与诸君同享其利，失则愿鄙人独执其咎。”授权于上海官绅“主持”“借师助剿”事宜，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地干去，“失则鄙人独执其咎”，放心好了。正规地说，曾国藩涉足洋务是1861年下半年与沪上买办官绅谈判“借师助剿”并参与“中外会防”开其端。也就在这年秋天，他第一个在安庆办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械弹药和试造小火轮。

曾国藩参与上海中外会防，当然不可亲临其境，而是派得力亲信李鸿章去的。1862年4月8日，李鸿章乘外国轮船抵上海。他的淮军（其中有部分湘军）6500人，由上海买办官绅雇洋轮从安庆东驶通过太平军江面防区运至上海。这支强悍的反革命武装，从此成为上海“中外会防”强有力的支柱。它在外国侵略者眼中是“以华制华”的得力工具。(www.daowen.com)

然而，李鸿章不同于上海买办官绅。他为了办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事”，顺着买办官绅借洋兵“助剿”的“人心”，利用“华夷混一”已成的局势，依靠洋人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说：“上海总要他（指外国侵略者——引者）保护方好，……似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像吴煦说的那样“挟夷以自固”。他禀告曾国藩，决心联络华尔“一人之心”，以达到“联各国之好”的目的。但李鸿章主张“会防不会剿”，即只在上海地区“会防”，不能深入到苏、常、南京等地区“会剿”。这与曾国藩所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是一样的意思。

正当外国侵略者想要深入“会剿”南京等地但为曾、李所不容许时，太平军在上海郊县给予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1862年5月17日，太平军在奉贤南桥击毙法同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上将，接着又取得嘉定、青浦大捷，迫使侵略军不敢贸然离开租界老巢。这就帮了曾、李的不让洋人深入内地“会剿”的大忙。侵略者把武装干涉的范围定在“上海三十英里半径以内”。这就达到了李鸿章的“会防不会剿”的目的。

渡过“会防不会剿”这一关后，同“常胜军”的矛盾相对地突出了。华尔洋枪队创办之初是作为买办官绅“商雇”的外籍雇佣军，统辖权基本上操诸吴煦、杨坊手中，但握有指挥权的华尔渐渐跋扈专横起来。到1862年明显地有演化为“英国雇佣军”的倾向。华尔被击毙后，统领虽由白齐文继任，但英方派出以戈登为首的一批英国官兵，加强对它的操纵，并按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军队模式加以改造，扩至万余人，企图使之充当“国家军队”的“核心”。这就同李鸿章欲“自强”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他到上海不久即想遣散常胜军，并称该军为“苏省隐患”。李鸿章终于在1863年1月借白齐文殴打杨坊劫走巨款一事而解除其兵权；同年12月，戈登因李鸿章苏州杀降事大闹时，李委曲求全地奉送大量赏金。接着于1864年5月，李鸿章乘“常胜军”金擅等战斗中失利逃回昆山之机，付出18万余元遣散费，将其解散。

我称之为“借师助剿”变形的华洋混合军，除“常胜军”之外，还有由法国控制的浙江“常捷军”和其他华洋混合队：在上海的有“中法炮队”、“中法洋枪队”；在浙江的有“中英混合军”、“宁波中英混合军”等。这些混合队的特点，都是以外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以华人为兵员。华尔洋枪队1860年6月成立时，欧美籍军事人员为军官，东南亚籍为士兵。一年后有改变，即充士兵者为华人，华人亦偶尔有人充下级军官者。“常捷军”等华洋混合队基本上是后一情况。“常捷军”亦于1864年10月由左宗棠将其遣散。

上面所讲“借师助剿”都是指陆路而言，至于水路也发生过“借师助剿”事，那就是清王朝于1861年即由奕与赫德酝酿向英国购置的近代舰队，由于其司令为英国军官阿斯本，故史称“阿斯本舰队”。建立该舰队的本意是想用它从水路进攻天京，故属于“借师助剿”范围的事件。在议买该舰队时，从清廷中枢到上海买办官绅，都想握有对舰队较大的控制权。他们说：“买成之后，必须任凭中国雇用洋人学习驾驶，……唯我指挥。”这就与英国侵略者要想将该舰队置于自己控制下的图谋发生冲突。1863年1月16日，清政府委任李泰国赴英购买舰只，他与自封舰队司令的阿斯本签订了骇人听闻的十三条合同。合同规定，阿斯本不仅是该舰队司令，而且是清王朝的海军总司令。也就是要控制全中国的新式舰艇。李泰国在给英国首相罗素的报告中毫不掩饰地说该合同是为了“把（清朝）皇帝牢牢束缚住”。

1863年9月，该舰队的8艘舰只先后驶至上海。清政府各洋务集团之间虽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处于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海军马上要被侵略者所占有的恐惧感之下，基本上都主张将这支反客为主的舰队遣退，都对它的进入加以抵制。其中曾国藩、李鸿章所起作用较为突出。这同阿斯本舰队与曾、李利害冲突尖锐及形势有利于曾、李有关。该舰队来沪之日，正是湘淮军“可以合围金陵，无须该船协剿”之时。清方以80余万两的损失费为代价，将这支舰队“请”了出去。

洋务运动，从其整体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及相应地发展新的文化教育运动。但它的兴起，却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为主的人民革命，而购置和引用西方先进武器为开端的。“借师助剿”典型而集中反映了这两个特征。为什么要洋人来“助剿”？是因为清王朝力量不足以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为什么要“借师”？因为“夷兵”武器先进，拥有熟练使用“坚船利炮”的军事人员。人与器的统一，即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新式武装，几乎与“借师助剿”是同步进行的，都是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前期。但前期是买其器而未用其人，“借师”是既用其器又用其人，而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中的华人，接受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操练和对新技艺有一定的感性、理性知识，更是使用新式武器的清军兵员所比不上的。清军，尤其是李鸿章的淮军，首先认真地把洋枪队的“人”与“器”的统一运用于其军队。李氏在“与西洋军杂处”的环境中，在选购军火、聘请教练、观摩战法、习造军火等方面，有较之他人更为优越和方便的条件。这就较容易地导致他对军火工厂的创办，从而导致了生产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