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王朝把这一勾结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称之为“借师助剿”。“借师助剿”与洋务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把“借师助剿”列为洋务运动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不是为了分析和说明“借师助剿”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性，勾结和借助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力量的买办性，而主要是因为“借师助剿”体现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期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

之所以这样说，可用几个“为什么”来表达。为什么要“借师”？因为清军不是人民起义军的对手，而“洋兵”却有可能战胜起义军；为什么“洋兵”能战胜起义军而清军却不能？因为清军除士气低落外，装备很窳陋，而“洋兵”的武器精良，训练亦系新式；为什么“洋兵”武器装备能那样精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先进，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借师助剿”给清政府及其官吏们以一系列启迪：要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必须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要拥有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新型的近代工业。本书上一章所述的“坚船利炮的购求”、“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开展的练军”，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借师助剿”的逻辑发展。进一步说，举办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等，均与“借师助剿”不无历史的联系。因此，从洋务运动史的全过程看，“借师助剿”尽管只是它的酝酿准备和前奏序幕，却体现了洋务运动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洋务运动尽管有抵御外侮的内容，但却是作为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对立面而发生的。(www.daowen.com)

第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一思想萌芽的话，“借师助剿”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思想付之于实践，并初步确立其体系。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被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借师助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洋务运动的社会基础问题。在“借师助剿”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等洋务派头目，与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沿海策划“借师助剿”的买办官绅，或是有所结合，或是取得某种一致和默契，在他们各自需要对方的支持的时候真的相互支持了，从而逐步统一于“自强新政”的“中体西用”的总方针之上。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所策划的“借师助剿”，对洋务运动起了某种引发作用。这就有理由说，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势力，理所当然地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