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兵”是指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洋式操练方法，它与八旗、绿营旧式训练有着明显的时代区别。“练兵”开始于1861年1月奕等人所上酌议大局章程六条中所说“自强之术，在于练兵”的建议。清军使用洋枪洋炮较早者当推曾国藩的湘军，但它的操法基本上仍是旧式。清中央政府倡导练兵，不仅是军事上的一项革新，而且也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一个显著的标记。因为“练兵”既然是使用新式枪炮和新式操练方法的综合体现，新的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广泛推行运用就会随之而来，这也必将导致经济上的进步与飞跃。所以军事技术的率先更新，在恩格斯看来，“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练兵，动议于1861年1月，具体实行始于1862年1月8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清廷对奕等奏请“会议练兵章程”作了“依议”的批准。为什么要另议练兵？奕讲得很清楚：“窃以今日练兵之举，原因近来营务未能整顿，兵丁训练多疏，不足以资捍卫，始议另为操演。”确实，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城，旗、绿各军无能为力；而太平军起义又有“兵为将有”的勇营兴起，有着兵权下移的趋势，清军不仅有制洋兵任务，更肩负抗御太平军的重任，于是出现了“欲求制勇，不外练兵”的考虑。为了捍卫京师以“固本”，也为了“强于弱枝无尾大不掉之患”，清廷很自然地选择以北京地区为练兵重点场所。这就是咸丰十一年挑选旗、绿各军的士兵另行成立北京神机营的由来，这也就是清廷招募洋弁使用洋武器训练新式军队以“固本”卫京师方针的起始。

然而，1861年前后，正是太平军东进沪、杭、雨，在沿海开辟新区之际，直接威胁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沿海的利益。清王朝仅仅为“固本”而练兵的方针，遭到洋人的非议，认为保卫沿海城市是当务之急，要求在海口练兵。清王朝只能在洋人面前屈服，答应海口可以练兵，但在兵源上作了限制，这种限制就是两广总督劳崇光所说：“此等教练之法，似止可施之于营兵，不宜施之于壮勇。”随后总理衙门明确地说：练兵只能“拨旗兵或绿营正身兵丁交给洋弁教练，断不可令招募之勇学习”其兵法，以免后患。这就是说，可以向洋人让步，而对湘军为代表的勇兵则寸步不让，理由是“军兴以来，舍兵用勇，本系权宜之计。”

这样，练兵问题上，清廷解决了它与洋人的矛盾，却激发了它与地方勇兵的对立。朝廷忌讳勇营，而勇营统帅则要全力保护勇嘈，视朝廷挑选绿营为无用之举。首先是曾国藩不能容忍，说：“绿营废坏已极，……今欲厘革积弊，一新壁垒，殊乏良策。”李鸿章则说：“绿营弁兵惰窳已久，就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往往百战名将，练勇则易为力，练兵则无成效”。其他如刘坤一等湘淮将领也有类似说法。清朝“强干弱枝”的“固本”政策，遭到地方勇营实力派的反对，于是不得不把练兵区域由京畿扩至沿海各口乃至湘淮等勇营。

清政府的“练军”计划，虽为了缓和它与洋人、地方勇营的对立关系，由京城地区扩大到了海口和湘淮等勇营，但其“固本”的方针未变，这个方针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是神机营到直隶练军、新建陆军、武卫军、北洋军等都出现在北京地区的重要原因。现简述清政府“固本”的练兵情况。

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后，俄国为拉拢清王朝，多次主动提出赠送洋枪万杆、炮若干尊，以助清“剿贼”。1861年底第一批俄国鸟枪和火炮运到恰克图。京营八旗当即派出少数官兵到恰克图向俄国军事人员学习演放之法，迈出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第一步。沙俄要求：一是“准伊天下各处任意行走贸易”，二是“不可令英、佛知之”。这些条件既为清王朝所难以接受，也为英法所不容。其结果：一方面由于库伦大臣奏称，俄国在恰克图教演清兵“毫无实益”，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副使威妥玛提出，“如欲讲求外国兵法，英国可以教演”，并建议这种教演选在距京很近的天津为宜。在总署奕等人的在天津练兵，“如将来（英国）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广勇之心，并可收畿辅屏藩之效”思想指导下，恰克图的俄国教演不久停止，天津的向英法学牙的练兵开张了。

《北京条约》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洋商以防空虚为由，要求招募潮勇保护洋行，新任三口通商大巨崇厚当然不愿看到“常胜军”那样的军队在天津京畿地区出现，于是建议总理衙门于京营中选兵来津，会同天津地方兵勇一起接受洋将训练。总署大巨会商奏明，于1862年初派出第一批京兵126名到津，会同地方绿营同在天津接受西式操练。这是清中央政府正式由向沙俄转为向英法学习军事技术之始。正当天津（后移大沽）练兵顺利进行之时，5月间英国卜鲁士照会总署，以维护通商口岸安全为由，建议沿海口岸练兵，并推荐练兵的洋人军弁。清廷虽有与“强干弱枝”方针相违和洋人干涉兵权的顾虑，但出于请洋人练兵，可以断绝洋人与太平军的关系，和“借教练之策，笼络其心”的考虑，总署咨文各海口，“酌拨旗绿各营官兵，会同英国官兵勤加练习，以成劲旅。”于是1862年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先后有了一支受洋人训练的军队。(www.daowen.com)

除海口雇洋人练兵外，此后在内地如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亦有雇洋人练兵者，均规模小，且旋练旋辍。这里不一一列举。显然，在海口洋人练兵的问题上，清政府是被动的，但它为整顿八旗、绿营而设神机营、练军，则是主动的。

咸丰十一年，管理神机营事务大臣拟定神机营章程十条，为神机营的营地、兵员、官制、经费、武器、操练等作了全面落实。它的奏准实行，标志了京营八旗练兵的开始。接着神机营于京营八旗、内务府挑选精壮旗兵1000名，按营队分设公所，就地操练，各营队设专操大臣、帮操侍卫章京统带，并以俄国赠送的洋枪武装。从1862年起，分别派出官兵赴津接受英国军官训练。1864年，神机营奏准将受训的京营八旗调回，并添枪兵、炮车入内，成立威远队名目。以后又逐年扩充，发展马队，到1868年，威远队内已有受英车训练两年之久的洋枪步兵600名、马队兵1000名，成为一支拥有洋枪洋炮达5600多人的马、步、炮综合的洋枪队。它是神机营的核心。

除训练京营八旗之外，清政府又有整顿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之议。其间特别重视东三省旗兵的整顿。其实早于1860年奕在提出训练京营八旗的同时，就已建议谕饬“东三省各营兵丁，勤加训练，弓马之外，兼有技艺抬枪，按期操练。”于是咸、同间，盛京将军于六十六佐领属下挑选精壮旗兵2500人，加练火器，是为奉天练营之始。吉林将军亦于1867年组成吉林练营。随后黑龙江将军于1875年抽调精壮组成黑龙江练营。

绿营的练军始自直隶。1863年即有以直隶营伍废弛应“酌改练兵”之议，由直督刘长佑负责练兵。1866年刘长佑选练直隶六军，计划在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古北口、宣化六处，各驻一军。每军步兵2000人，马兵500人，共2500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六军共15000人。练军需用的饷项称“练饷”，由各省协济。但六军未练成，刘长佑即于次年去职。1868年才由曾国藩接办。曾氏改变刘的章程，基本上仿湘淮军成规重订章程。嗣后为各省练军所仿效。

继直隶之后，各省也陆续设练军。据兵部于1873年统计，除京师神机营、直隶练军六军外，闽、浙、苏、粤、晋、鲁、湘、豫、甘肃等九省设置了练军。这些练兵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神机营和直隶练军为代表，其特点是朝廷直接主持，由户部统筹练饷，特设营制。第二类是以山西、山东、湖南为代表，即仿直隶之法，兵于额外抽练，费于饷外略增。第三类是以福建、浙江、江苏、广东为代表，将疲弱营兵裁汰，所剩之饷，加于所练之兵，费用不另增加。除上述九省加直隶共十省已设练军外，内地另八省及新疆先后也有练兵之举。

湘、淮军的练兵用洋枪炮练洋操，似乎与各省练军相似，但实标上近代化程度要快得多，淮军尤其是这样。这是由于他们是自己统帅主持，可自行其事，受洋人影响多而受清王朝牵制较少的缘故。这种情况虽不合清政府“固本”政策本意，但因湘淮勇营已具有国防主力的实际地位，清廷对这一事实也不得不予以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