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既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又已反映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形成了变革的思潮。这种客观同主观的一致性，必将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付之于实践。这种实践的首先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西学。我把那时的学习西学称之为“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以显示学习西学的历史必然性。西学的范围很广，大要不外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的内容当然是前者，因为这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到一些。

上面讲到先进思想家们之所以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趋势并提出解除对它的束缚的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也是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洞察中国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

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早在19世纪初，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就有对西洋诸国的论述，诸凡地理、人情、风俗习尚等固有记载，对于西洋的技艺也有叙述。例如，该书中谈到望远镜“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书中还对轮船蒸汽机有所描绘，说锅炉中“贮以清水，火生气腾”，冲动机盘铁叶，“船即行驶如飞”。类似的记载在稍晚几年的《海录》中也有。《海录》是由多年在外国轮船上担任水手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的一部书。该书对西方亦有所记载，例如，记述法国的情况说：“佛郎机国……民情淳厚，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酒亦极佳。……奉天主教。”所谈情况基本属实。

在19世纪初叶和20、30年代，人们对于西方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奇。虽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无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是出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1840年林则徐领导编译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1842年初成的60卷本《海国图志》。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

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须人力。”

法国“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

《四洲志》编者对于西方技术的描述，显然是以赞赏羡慕的心情书写的，当然是反映了林则徐的思想。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于对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写道：

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造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这段话是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话中意思很明显，中国要达到富强，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学习西方的技艺。这里至少认识到：中国是落后了，不变落后为先进，就难以摆脱挨打的局面；要变落后为先进，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真实地反映了林则徐的认识水平。他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回忆了鸦片战争中“器不良”、“技不熟”因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把“器良技熟”放在首要地位。并申论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在广州时即非常积极地“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他说他甚至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这是因为他正确地把这“二事”提高到“驱剿外夷”、“舍此易济”的高度的缘故。这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www.daowen.com)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先是魏源提出的。这是他通过鸦片战争的斗争实践，尤其是根据林则徐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与外国侵略者斗争，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认识西方国家，于是以《四洲志》为蓝本，编著《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说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对西方长技的了解比之林则徐更为深刻、全面和系统。他在军事技术之外，对于民用器械的技艺也作了广泛的了解，这是因为他已意识到“师夷”、“制夷”，不能仅限于军事，而应该是多方面的。认识到“夺造化，通神明”的西洋器械，“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可见，魏源所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更多的是在“民用”方面。所以魂源设想引进西方技术所建造的船厂，不仅是造军舰，而且更要制造商船。这样，一方面有利航运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使船厂长期兴旺不衰，因为“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至于新的军火工厂，也同样结合制造民用器械，如“量无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难、千斤秤之属，……皆可于此造之”，以利民用。尤有进者，魏源认为，船厂、军火局既在造军用船械之外，广泛制造商船和民用器械，那么，这类厂、局就应该鼓励民间投资创办，以便有效的在商品市场上竞胜以“制夷”。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魏源最早提出培养新式人才的设想。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有相应的新式人才，而原来的科举取士显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魏氏主张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办法，例如，“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采用这类鼓励措施，新式科技人才必将涌现出来，科技水平也将很快提高。“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魏源有了如上所述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憧憬的。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提出和宣扬，仍可上溯到林则徐。这就是他所说的“三占从二”。林氏在其主编的《四洲志》中写道：美国设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国会）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数百年来，育奈士迭（美国）遵成富强之国。……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文中对美国民主制度虽未置可否，但字里行间还是流露了赞赏之情的。继林则徐之后的魏源对此加以发挥。他在《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对于美国总统制的“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制度，称之为“公”；对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听从群众的意见和“三占从二，舍独苟同”少数服从多数等做法，称之为“周”。“公”与“周”，都是肯定语，都是赞同的口吻。他虽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中国的君主专制不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他却给予了“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的称许。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弱之中的主张，虽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林则徐的撤职流放而未能付之实践，但作为一种对外开放、欲求改变中国封闭落后的思想，还是在继续发展着，在19世纪40－50年代形成为一种思潮。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对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的著作，不断出现。1844年梁廷枬的《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稍后的《中西纪事》等书，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探讨。他们的目的，诚如姚莹所说是要“知彼虚实”、“徐图筹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耿，重海疆之防，免胥沦于鬼蜮”。也即外御强寇，内事改革，以图改变落后面貌。他们都是在叙述西国的风俗人情之外，着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介绍。如说蒸汽火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驶行特速，可省运费”；说纺织厂里的“纺车织具，并以水火力代之，机动而布自成，故制成多而用力省”。之所以不用人畜之力而生产效率那样的高，是由于“以火蒸水”产生力量，使“轮转机动，行驶如风”的缘故。他们尤其看到了技术不断革新的趋势，说“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时时变易”一语，既说明了资本主义竞争的特征，也是对中国长期停滞不变的讽刺。

技艺而外，梁廷枬、徐继畲等人，对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赞许的，而且比之魏源的认识还有所发展。梁氏着重从法治上论述，他说：“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终未尝以人变法”。这就是说，民主国家的“法”是由人民制订的，官吏不过是守法执法者，即使是总统也绝不能“变法”。梁氏称赞总统制的优越性说：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届期必退，既不能恋栈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这就防止了终身制，也防止了家长式的偏见。所以梁廷枬热情地称许说，中国古代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不仅如此，梁氏又进一步论证这种制度的好处，还在于促使总统努力工作，力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加快步伐以有所作为，他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而无使复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总统不可能是尸位素餐者。这实际上就是说，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远不如资产阶级民主制健康。所以梁廷枬的结论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而非人治，“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严然无恙以迄于今也。”这与魏源所说的“可垂奕世而无弊”同调。

比梁廷枬后两年的徐继畲，对于民主制也有明确的肯定语。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其他类似梁廷枬的论述还很多，这里不赘。

以上说明，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艺方面，而且还扩展到了政治方面。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那时，只在技艺上提出“师夷”，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师夷”的。在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师夷”，并以此两者——技艺、邦法——为中心制订和打算实行的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当推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个纲领，在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实行，却表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和太平天国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师夷长技”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到了实践的阶段，而民主政治在中国实行也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涉及，而洪仁玕却能无所顾忌地提请天王实践罢了。其实，在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后一年，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在学习西学上第一次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专文，除系统地陈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外，在政治方面的论述虽赶不上洪仁玕，却比魏源等人有所提高和发挥，他敢于将封建专制与民主制作“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这表明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也必将提上实践的日程。当然，科技上学习西方的步子走得更远，冯桂芬在这方面甚至已提出实践的步骤，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到这时，即1860年前后，从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发生的时机是成熟了。真的到了所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机了。洋务派就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下，触动了“弦上”的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