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陷入市场化发展模式的困境，相当大程度上因理论视角所致。民办高等教育下一步如何发展首先必须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即首先要转变市场化视角。其理由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一）现实中的市场化并非最初改革设计者的原意

解放以后，为快速实现工业化，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完全处于附属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开始打破这种局面。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2]可见，邓小平希望在发挥计划手段的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手段的作用，而不是只要市场手段，尤其是邓小平提出，两种手段的目的最终都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即实现共同富裕。

其实，此前也已有人提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两个坚持”和“破除两个迷信”的意见，^[3]即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一是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交给价值规律去管的大事有：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要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但是，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4]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论者的先见之明。

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同志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5]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就包括“有计划”。^[6]

总之，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前提下，在经济领域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配置资源的作用，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

然而，现实中的市场化与最初改革设计者的原意差别很大：

一是最初的市场手段通常主要是用于经济建设领域，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并不是要把它引入任何一个领域。

二是最初改革设计者只是提市场，并未提市场化。“市场化”中的“化”有两种含义：一是量变意义的“化”，二是质变意义的“化”，而现实中的市场化是已经发生了质变意义上的市场化，计划手段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抛弃，甚至被“污名化”，斥为“落后”的代名词。众知，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强调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计划手段，从来没有说过让市场放任自流。

三是最初的改革设计者，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极力希望避免两极分化，强调运用计划与市场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7]显然，在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要实现服务提供者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最初改革设计者的目标是相背离的。

（二）现实中的市场化也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市场化

鉴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出现危机，政府财政压力大，国家垄断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由此造成效率低下，西方国家普遍在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探索，即把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来。

公共服务市场化主要做法是：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出发，政府通过打破行政垄断，逐步开放公共服务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在交通、通信、能源、教育、医疗、城市公用事业等公共设施建设领域，鼓励或允许国企、私企、外企和民间组织等主体以各种方式参与投资建设经营；在运作方式上引进市场竞争，采用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和项目融资等市场运作；在管理制度上，通过实行工程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稽查制等制度加强规范和监管。^[8]

西方国家进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之后，竞争促使各提供主体为争夺市场或公共服务提供权而展开激烈竞争，其结果是能获得比在垄断服务下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少的成本费用。尽管不能一概而论，大量的定量分析仍然表明，公共服务市场化往往能取得比在政府垄断服务下更高的生产率。^[9]尤其值得借鉴的是，西方公共服务改革之后，没有出现老百姓“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

很显然，西方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只是一种量变，而非质变，并非政府完全退出公共服务领域。^[10]反过来说，如果以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政府放弃了公共服务的责任，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再有，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尤其有一点值注意的是，公共服务的资金大都还是政府提供，并非所有服务都是让使用者全额付费。

所以，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福利改革至今，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福利费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社会福利费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中，2008年，加拿大为36.18%，美国为43.47%^[11]，法国为49.94%，德国为70.99%，澳大利亚为39.53%，新西兰为30.43%，英国为27.23%；2004年，西班牙为46.47%，意大利为43.75%，荷兰为45.96%。^[12]由这些不难看出，社会福利费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高。

相比之下，在中国，现实中的市场化是质变意义上的市场化，很多公共服务领域，完全让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交易，使用者完全个人付费，政府相当大程度上退出了公共服务领域^[13]，社会投资额锐减，要求“找市场，不要找市长”。(www.daowen.com)

（三）市场化已产生诸多严重社会问题

我国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快速延伸到很多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市场化改革的确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由“市场失灵”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并且有些问题有日益严重化的趋势。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出。

1、医疗卫生领域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医疗卫生问题极为重视。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有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全国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14]

然而，改革开放后，医疗卫生事业实际上逐步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公共卫生的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加之分配极不合理，公共卫生的职能日益削弱等原因^[15]，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很多方面大大倒退，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在卫生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名倒数第4位，属于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均排在中国前面。^[16]

2003年,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 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 75.1%的患者还没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17]

尽管2003年以来，国家对医疗卫生政策体系进行了重构，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首先，“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然不容乐观：①从应住院而未住院比例及原因来看，2008年，调查地区应住院而未住院比例达25.1%；应住院未住院的原因中，70.3%的是由于经济困难。②从两周患病未就诊、未治疗及原因来看，2008年，调查地区两周患病未就诊比例达37.6%；两周患病未就诊原因中，因为经济困难和就诊太贵的比例达24.4%。调查地区两周患病未治疗的达10.6%，其中城市6.4%，农村12.4%；未治疗原因中，因经济困难的占29.2%，其中，城市23.2%，农村30.6%。③人民群众卫生支出增长较快。2008年，城乡人均年收入以1993年数为基数，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93年增长了262.55%，而2008年，人均年卫生支出城乡比1993年的增长了287.67%，超过收入的增速。

其次，医疗公平问题依然严峻：①相当数量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2008年，全国还有12.9%的人口无任何医保。②不同医保类型的覆盖人口对医疗资源的享用情况不同。首先，2008年，全国人口中，新农合的人口最多，达68.7%，但住院率只有6.9%，无任何医保的人口12.9%，住院率只有4.3%，城镇职工医保的人口12.7%，住院率只有9.2%；相反，公费医疗人口最少，仅占1%，但住院率最高，达13.9%。其次，从医疗保障覆盖居民两周就诊率来看，2008年，占总人口1%的公费医疗人口，就诊率最高，为18.7%，占总人口最多的新农合人口就诊率仅15.5%。再次，从应住院未住院比例来看，2008年，无任何医保的人口应住院未住院比例最高，达31.9%。^[18]

2、教育领域

我国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教育投入长期处世界低水平。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的在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一直拖到2012年才实现，而4%也仅仅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是基础教育出现不小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失学率高。2004年占全国人口6.4%的地区未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全国14岁以下儿童超过2亿，其中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近2000万。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主持的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19]

三是高等教育学费太贵。自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高昂的学费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不堪重负。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跳涨到2004年的5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10000元左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 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养老等费用。据调查，有25%的中学生因“家庭负担不了上学的费用”，表示“不愿再升入大学”；而农村辍学在家的中学生高达30%以上。^[20]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家庭致贫主要原因是教育支出。据调查，截止2005年8月，全国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中贫困生约占学生总数的26%。^[21]

3、住房领域

1999年停止福利分房，市民住房全部市场化。住房的市场化加剧了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两极分化^[22]，并且，我国房价开始一路飙升。我国住房领域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相对于人们的收入，城市房价涨得太快太高。高房价已经达到普通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城市中一套房子几乎要花掉一个普通家庭一生的积蓄，相当多的市民变成了“房奴”。本来住房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国家应当保证多数人的需求，对于另外一部分对住房有更高要求的，可以市场机制予以解决，绝对不能把绝大多数的住房需求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

总之，市场化尽管已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市场幼稚病”，在如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这些不该市场化的部分，都搞市场化，并发展到对市场的迷信，带来十分不良的后果，造成民众的一些福利减损。^[23]

综上所述，现行的市场化的视角不能再继续用于指导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不能用于社会建设领域，不能再用于指导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尽快转型，转到非市场化视角上来，转到社会企业化视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