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转型理论对生源减少的解释

社会转型使一些民办高校生源减少，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1、财富分配失衡使一些民办高校生源减少

民办高校的生源90%以上来自于农村，而社会转型时期财富分配格局的转型成为一些民办高校生源减少的重要原因。

第一，国家与农村居民之间财富分配失衡。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民众拥有的财富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目前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24]

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近些年来，财富向国家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1998年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9.08%，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增速高达19.05%，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只有6.90%。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增速分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的1.49、2.76倍。^[25]本来，财富向国家集中并无可厚非，只要转移支付的方向正确即可，但现实是，并未出现财富更多地向农村转移的现象。

第二，城乡之间财富分配失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筹集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建设资金，最主要的、也只能采用的方式是剥夺农民的一部分劳动剩余，采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来支援我国的工业化。据统计，从1952-1978年，国家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共从农村抽走建设资金达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工农业产品的定价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定价机制，产品比价渐趋合理，但是与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关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26]由于原体制的惯性和长期利益分配格局的作用，因尚未完全消除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979-1994年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收入达15000亿元。^[27]与此同时，价格剪刀差中的旧的形成机制还没完全消失，新的形成机制又产生，并且在新的机制下，财富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更为隐蔽。^[28]

截止到2011年，城乡财富分配失衡越来越严重。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为比为2.20：1，到2012年扩大到3.10：1；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比为2.19：1，到2011年扩大到2.90：1。^[29]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6:1。

第三，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

据统计，2007年中国居民17.25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17%的富人们占有了80%以上。在北京，最富裕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的人口的11倍。总部位于瑞士的瑞信研究院2013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3》称，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财富几乎翻了两番，从5700美元升至2013年的2.223万美元。中国的家庭财富总额名列世界第三，比排名第二的日本低2%，比排名第四的法国高出56%。然而，中国42%的成年人口拥有1万美元以上的财富，高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中国目前已经有100万以上的百万美元富翁，财富总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居民总数也比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要更多。^[30]这些说明，中国是全球财富向富人集中速度最快的国家。^[31]

本来，改革开放要拉开收入差距，以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需要收入分配的转型^[32]，但是，收入分配改革要避免搞两极分化。这点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言是非常明确的。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它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33]

然而，由于没有真正制定与执行调节贫富的相关政策，财富分配格局转型目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偏差，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

我国财富分配格局的失衡，在大学扩招以来，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出现了两种重要变化：一是有钱人要么上国内公办的一流大学，要么分数低的也可上三本，要么还可以到国外去留学；二是绝大多数家庭并不富裕的人，当然多数还是选择公办大学，因为除了三本及艺术类的特殊专业外，公办高校的学费比民办高校的要低。这样，剩下的分数不高想上民办高校的又缺钱。所以，民办高校生源很自然就减少。

2、高等教育发展思想的偏差使一些民办高校生源减少

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培养无产阶段革命接班人，高等教育也是作为一种福利传递给少数人。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只能传递给少数人。在公办高校这种纯福利发展模式下，民办高校自然生源充足。1990年前后，人们对教育的本质的看法发生变化，认为，教育部门基本上是生产部门的观点盛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教育的本质是“生产部门说”被“产业说”所代替，认为现代教育已具备了产业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在专业性、生产性还是在资源消耗和可经营性方面都有了教育产业的性质，教育是第三产业或特殊产业。^[34]与此同时，一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属性的看法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福利”观或者“公共产品”观改变为“准公共产品”观和“私人产品”观。这表现在现实中，就是自费生的出现。随后的1994年，国家同意当年对国家教委批准的37所高等院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35]既然高等教育是一个产业，为什么公办高校不办，而让民办高校来赚钱呢？并且公办高校比民办高校更有优越性。90年代末，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将高等教育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高校学生大增的情况下，1999年到200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高校收入比例却由61.84%下降到42.46%。^[36]在教育经费减少的情况下，公办高校便向银行贷款。这在国际上是较为鲜见的。^[37]显然在国家投入未能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只有多招学生，“赚”得学杂费才能还以前的贷款。在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指导下，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的民办高校很自然生源减少，一些民办高校倒闭。

进入21世纪，人们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越来越多。2007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在十七大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要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38]，并且，2007年国家开始提供给大学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金，资助规模空前，资助也涵盖到了民办高校，比如，2008-2009学年，A省CS学院学生因此共获得国家资助705.7万元；^[39]这些表明，国家教育发展思想似乎又开始有所回归。

3、产业结构的转型使一些民办高校生源减少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工业化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工业化水平仍然需要大力提高，并且各省水平差异很大。于是，自1990年代起，各地开始兴起地方工业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样，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由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因此，对民办高校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民办高校在发展的初期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大都是文科专业的自考助考机构，1993年教育部推行学历文凭考试制度，基本上还是在自学考试的框架内，只是考试形式有些变化。自学考试的确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以文科为主的自考很难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基本上还是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学生的实习实训方面很不够。这就要求民办高校适应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发展理工科专业为主。然而，理工科对学生入学时的文化基础、对民办高校的机器设备、对师资力量的要求都比文科的要高，这些对许多民办高校来说，都是很难短期内能做到的。所以，民办高校培养的文科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直接影响到生源，一些民办高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倒闭了。截止到2014年，A省民办高校存活下来的，都是以理工科为主的。

（二）社会转型理论对高等教育领域恶性竞争的解释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全局性的。高等教育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一段时间内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高等学校长期以来是培养社会精英，毕业即当干部。因而要进行属于政治领域中的一部分，即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型，难度是非常大的。中国私立高校自1952年全部被取消。改革开放以后，民办高等教育又开始恢复发展起来。但是，一开始就存在对民办教育的多种指责：“冲击论”、“多余论”、“补充论”等等。随着国家对民办高等教育作用的认识的深化，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把民办教育定性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没有再像1987年《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规定》那样，把民办教育作为“国家办学的补充”。然而，并没有制定较好的教育政策，处理好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的关系。从竞争的主体来看，公办高校的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是官员；国家办的高校即是官办的；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大都是体制外的，是没有行政级别的，更不是官员。竞争的主体不同，竞争的条件也自然不同。在中国的官本位体制没有根本转型的情况下，公办高校可以获得国家教育经费，很容易贷款建新校区，举办独立学院、高职学院，招生计划也优先，生源素质好；而民办高校基本上没有国家资助，贷款也很困难，招生也大都要等公办的录满之后，生源素质欠佳，还有师资等方面都比公办高校竞争力差。民办高校很难与公办高校进行正常竞争。

既然国家教育政策没有切实规划好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放任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认为“民办学校能办就办，不能办就不要办”，民办高校则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方式，比如给招生员“回扣”，招生员再付给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回扣”，让中学教师帮助做宣传。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这种招生方式，也根本禁止不了。民办高校不称之为“回扣”，而称“旅差费”或者“爱校奖”。民办高校的督导专员，包括教育主管部门都知道此事，也大都是睁眼闭眼。一些公办的高职院校，尤其是中等学校升格上来的高校，也同样采取这种方式招生。民办高校又进一步提高“回扣”，加大招生投入。如此，形成了高校“金字塔”底端的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

另外，由于相关的教育政策或缺乏，或难以执行，各民办高校彼此之间也进行恶性竞争，造成了大量的内耗。

总之，只有高等教育政策的合理转型，从整体上规划高等教育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尤其处理好公办高职院校与民办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的恶性竞争局面，否则，还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三）社会转型理论对政府越位与缺位的解释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封建王朝一般“皇权不下县”，而由基层精英协助管理。此外，基层的很多资源大都是由家庭、家族来配置。换句话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府，通常的情况下都是“小而强的政府”。农业社会的积累有限，封建王朝必须建立“小政府”，凡是“大政府”，^[40]对基层的剥夺过多，结果大都导致农民起义；但是，中国地域广阔，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而言，它又必须是“强政府”，凡是“弱政府”的时候，国家往往处于分裂状态。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正常状态，政府必须转型。连年战争与巨额的赔款，加上灾荒，使清政府必须建立“大政府”，但是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最终被辛亥革命推翻。

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巩固统治，加强对整个中国的控制，再也不能像封建王朝那样建立“小政府”了。

实际上，进入工业化以来，相对于各国过去的传统社会，各国政府都是“大政府”，很多原来不干预的，如贫困、教育、养老、就业、住房、医疗等都被纳入了国家的干预范围。西方1980年代以前的福利国家就是国家干预的产物，至今福利国家的体制都基本保留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工业化，我国也要建立“大政府”。国家把教育、医疗、城市养老、住房、就业等都纳入了国家事务范畴^[41]，尤其是直接经营企业。这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是不曾出现的。实际上，各国都在建“大政府”，也不允许中国建“小政府”，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集中全国有限的资源实现工业化，造出原子弹、氢弹等工业产品，以捍卫国家主权与独立。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面临石油危机，福利国家也出现危机，“大政府”难以维持下去，似乎政府面临转型。但从目前来看，没有非常明显的证据显示西方国家干预的范围减少了，也就是说相对西方的传统社会，“大政府”真的变小了。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奥巴马上台试图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实现全民医保，尽管当时美国财政赤字已创历史新高。^[42]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要转型，但是怎么转？实际上并不清楚。八十年代末，海南省最早提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43]，然而，政府的“小”，小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仅仅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问题，而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效能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不能以市场机制解决的，应当以计划机制^[44]来解决。不过，现实中很大程度上并未这样做，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没有在社会建设的根本方面，^[45]即民生方面承担应有的责任，结果导致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不谈政府的“大”与“小”问题，这比以前进步。但是，“服务型政府”服务什么呢？它应当还是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更好地配合，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服务型政府应当是一个“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是强政府，以有效地控制全国，统筹各方面的发展，否则还是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总之，我国政府尚处于转型中，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便出现了越位与缺位的现象。越位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的职能惯性，那时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缺位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政府的职能的作用，那时政府基本不管私立教育，以及目前尚未完成转型的政府未能承担其职能的缘故。

（四）社会转型理论对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

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绝对的就业难。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是因经济转型过程中，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失衡所造成的。

1、投资失衡

改革开放以后，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但目前中国的投资失衡已比较严重。

首先，从1997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由1997年的8.9%，增长到2012年20.3%，年均增长20.06%，增长速度非常快。从城乡来看，大部分资金投向是城镇，而广大农村则较少。1997年，城镇与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比是3.34：1，到2011年则急剧扩大到33.27：1，投资进一步向城镇倾斜的趋势特别明显。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投资不足，农业靠天吃饭的特征更加明显^[46]，农业生产的风险与收益存在巨大的不对称性，加上制度上的因素，使得农村农业部门在和城市工业部门在资金争夺战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银行等金融机构更愿意同城市工业部门发生关系，而不愿意将资金借给农业部门；另一方面，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能用耕地、房产作抵押品从事借贷活动，而农民除了土地、房产外很难有能满足银行要求的资产作为抵押担保品从银行借得发展所需的资金。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方面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大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农村撤出，农村部门难以获得作为现代经济发动机的现代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农村部门的一点少得可怜的积蓄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和设置在城里的银行源源不断的流向城市部门。^[47]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与农民贷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980年农民的农信社储蓄存款余额为117亿元，到2000年上升到12355亿元，而同期农民贷款余额只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仅从农信社渠道净流出8722亿元，若考虑邮政储蓄因素，该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48]这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因“贫血”而更加缓慢。此外，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对农村的投入也不足。包括教育公共资源配置、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尽管近年稍有改善，但过去长期是采取“一国两策”的办法，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民自理，欠账非常严重。

从东、中、西部区域投资来看，资金更多的是投入东部地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投资额度不够。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4676亿元，其中东部的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海南占了全国的40.50%；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占全国的23.46%；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占全国的23.69%。投资的区域失衡使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投资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以2003年为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5566.6亿元，其中制造业占26.44%，房地产业占23.65%，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只占0.51%，教育只占3.01%，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只占0.73%。到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2003年增长了4.0倍，其中制造业占比增长到31.86%，房地产业占23.3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下降到0.50%，教育下降到1.45%，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略有增长，为0.76%。这种只注重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投资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此外，从资金所投向的企业来看，银行贷款通常都是投向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融资难。

总之，投资失衡使得基层地区、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等吸收大学毕业生的能力大大降低。

2、消费失衡

由于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多数中国人并不富裕，国内居民消费不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000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46.7%，印度64.2%，美国69.0%，日本56.2%，德国58.9%，到2009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5.0%，而美国则增长到71.2%、日本增长到59.3%，印度的下降到56.0%，但远比中国高。^[49]

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其它消费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在推动。

从19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决算支出由1990年的3083.59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9874.16亿元，增长了28.15倍，年均增速为18.0%，其中，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支出由1990年303.1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5124.08亿元，增长了48.90倍，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而且远高于国家财政决算支出的平均增速。^[50]

我国行政管理费与一些国家相比高出较多。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19.0%, 同期日本的比重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为9.9%，我国比这些国家分别高出 16.62、14.81、13.94、12.5、11.9 和 9.1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还在大幅度增长。2005年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9.2%, 超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6%的标准。^[51]

政府消费增长过快，直接形成了对居民消费的挤压，进一步造成居民消费低迷，反过来又加大对政府消费的依赖，消费畸形发展。

消费失衡使一部分人过度消费，而另一部分人正常的消费（包括具有投资性的高等教育消费）无法满足，导致国内消费低迷，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大学生就业。

3、进出口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经济建设中应当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使进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进出口的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劣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所得的利润微薄，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吸收能力非常差，大量企业只要农民工，不需要大学生，或者大学生只能去干农民工的工作，这极大影响了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总之，经济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失衡对大学生就业影响非常大，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www.daowen.com)

此外，社会转型理论也可以解释民办高校办学目标的错位问题。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对民办高校的各方面政策法规都还很不完善，各种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又千差万别，没有很好地担当起监督民办高校的职能，这些使得民办高校办学目标往往出现错位。

综上所述，通过社会转型理论的分析说明，民办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下去，既有民办高等教育自身的原因，也有整个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成。

【注释】

[1]资料来源：http://www.moe.edu.cn。

[2]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1日。

[3]资源来源：《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8日。

[4]资料来源：http://www.jxbys.net.cn。

[5]《招聘本科生每月600元，大学生就业遭遇薪酬困境》http://news.china.com/zh_cn/finance/11009723/20050427/12273142_1.html。

[6]邵金荣：《中国民办教育的多元化与法制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32～37页。

[7]可参见景天魁：《论“底线公平”》，《党政干部文摘》2006年第7期。

[8]可参见查明辉：《民办高校“三驾马车”领导管理体制》，《现代教育管理》2012年第4期。

[9]另据笔者调查，A省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任民办高校校长的必须是厅级干部，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更具有法律效力，一些民办高校校长长期空缺与这个规定不无关系。

[10]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第97～98页。

[11]徐智德：《我国民办高校的校内管理体制》，《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2]文相辅：《关于教育与高等教育本质的讨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

[13]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4～65页。

[14]邬大光：《投资办学：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5][美]巴纳德著：《经理人的职能》，孙耀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59、66页。

[16][美]巴纳德著：《经理人的职能》，孙耀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15、116、125页。

[17][美]巴纳德著：《经理人的职能》，孙耀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02页。

[18]邹治平、刘艳红著：《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第141～147页。

[19]资料来源：http://www.census.gov。

[20]2009年数据，资料来源：www.nces.ed.gov/programs/digest。

[21]可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李路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与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刘祖云著：《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13页；童星著：《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7，第30～40页；等等。

[22]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23]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113～116页。

[24]耿海军：《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今日时政》2009年4月下；宋国良：《藏富于民与可持续发展》，《中国金融》2008年第8期。

[25]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

[26]郑绍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财富的隐性转移》，《调研世界》2005年第9期。

[27]闫伟：《构建和完善分配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地方财政研究》2006年第6期。

[28]郑绍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财富的隐性转移》，《调研世界》2005年第9期。

[29]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

[30]《环球时报》2013年10月11日。

[31]魏葳：《中国：财富向富人集中速度最快的国家》，《金融经济》2008年第5期。

[32]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0～111页。

[34]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1～63页。

[35]《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关于调整普通高等院校学杂费问题的通知》http：//law.baidu.com/pages/chinalawinfo。

[36]闫广芬、苌庆辉：《高校扩招的政策过程分析》，《高校教育管理》2008年第3期。

[37]曹勇安：《民办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第9B期。

[38]周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2358&infoid=33966

[39]根据该校网站公布的2008年获奖名单整理所得。

[40]笔者认为，政府的大小，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对于传统社会，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是大政府，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政府又都是小政府。

[41]田毅鹏：《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2期。

[42]《美国财政赤字2月份达2209亿美元》，中广网2010年3月11日。

[43]林放：《小政府，大社会的设计者》，《南国风》1988年第9期。

[44]关信平先生称之为“福利机制”，这更切合实际。但福利机制一般是用在非市场领域，计划机制则不限。可参见关信平《社会政策行动中的市场机制和福利机制》，《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16期。

[45]文军：《民生乃社会建设之本》，《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46]近些年来的各地旱灾再次揭示出中国对农业的严重“欠账”。

[47]郑绍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财富的隐性转移》，《调研世界》2005年第9期。

[48]闫伟：《构建和完善分配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地方财政研究》2006年第6期。

[49]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

[50]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

[51]任玉岭：《行政成本之高令人怵目惊心》，《科学决策月刊》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