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自周代以来，历代宫室、墓室以及宗教寺庙、石窟等常以壁画作为装饰，这些壁画遗迹成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史料。从战国至汉、魏、六朝，中国绘画中的人物画逐渐走向成熟。在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中，山水画作为人物故事画的衬景已初现端倪。到了隋唐时期，不仅人物画更加成熟，山水画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花鸟与走兽画也有了较快发展并日臻完善。五代十国至两宋时期，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画，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面貌和变化。五代时期的山水画从选材到技法都有了一个飞跃，水墨及水墨淡着色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中国画院制度在宋代进入了极盛时期，中国绘画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但元代“文入画”的盛行，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在画风上，元代趋向写意。明、清两代继续发展，侧重达意畅神，并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和流派，其中一些画派对于后世直至今日的绘画创作都具有深远影响。

经过历代的传承、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绘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成为世界美术领域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一种自成独特体系的民族绘画，通常被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国画，是用中国特制的毛笔、水墨、颜料以及纸、绢等为工具创作的一种绘画形式，按其题材一般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大类，按其技法形式可分为写意、工笔、没骨、白描等类型，按其所用颜料又可细分为水墨、重彩、淡彩、浅绛等不同形式。

国画在创作上重视构思，讲求“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形似，其形象的塑造以能传达出物象的神态情韵和画家的主观情感为要旨，做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在构图上常以灵活的方式，打破时空的界限，重新布置、构造出画家心目中的时空境界。因此，在透视上它也不拘于焦点透视，而是采取多点（即散点）透视法，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同时在一幅画的构图中注重虚实对比，讲求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中国画以其特有的笔墨技巧作为状物及传情达意的表现手段，以点、线、面的形式描绘对象的形貌、质感、光暗及。隋态神韵。由于并不十分追求物体表象的相似，因此中国画既可用水墨，也可用色彩与墨色结合来描绘对象，而毛笔中调入水分的多寡、运笔疾缓、笔触的长短大小之差异，以及干湿浓淡的不同变化，造成了笔墨技巧的千变万化和色调明暗的丰富多变。同时，墨与色相互结合，时而墨不碍色，色不碍墨，时而墨色交融、墨色互补，产生了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由于书、画同源且两者在抒情达意上都要通过笔墨来体现，所以国画作品讲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在画面上题写的诗文跋语，既是画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又表达了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www.daowen.com)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还常采用“框景”的手法，以门框、窗框、山洞等为“镜框”，有选择地摄取优美景色框在“镜框”中，构成一幅自然天成的“国画”。元、明、清时期的陶瓷制品，常以绘画作为主要的装饰形式，国画的写意、工笔、没骨等表现技法均在陶瓷装饰绘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清代雍正年间粉彩瓷器的绘画，“采用了国画中花卉的没骨画法，所绘花鸟虫草浓淡相间、层次清晰、娇艳柔美、栩栩如生。其精者做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程度。”此外，清代的一些青花瓷制品则借鉴了中国水墨画“墨分五色”的绘画技法，将青料分成深浅不同的多个层次，使所绘制的画面色阶层次更加丰富，因而享有“青花五彩”之美誉。如清代醴陵窑烧制的一款釉下彩瓷瓶，虽然没有施釉下五彩，但是由于采用了“墨分五色”的国画技法，从而达到了多彩的视觉效果。画面中以灰黑彩描绘了一群鹅在河边的草丛觅食，一只狐狸在篱笆外面虎视眈眈地盯着鹅群，受到惊吓的鹅群急欲下河逃跑的情景。该画面虽没施加任何彩色，却也做到了明暗色调丰富多变，画中的动物形象栩栩如生，犹如一幅精美的中国水墨画。

在中国民族艺术设计中，国画不仅是一种常用的设计元素，而且其特有的艺术表现技法常被借用到某些设计领域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例如，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就常借用传统山水画的技法来布景，寓诗情画意于自然景物之中，以自然山水构筑画中意境。有的园林景观就是以山水画为蓝图而构筑的，巧妙地打造出“咫尺山水蕴千里江山”的山水画之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