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装饰纹样的构成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图案式和绘画式两大类型。植物纹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其基本造型、表现方法、文化内涵、象征意义等多方面都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规范。这种程式化的内容，符合民众的心理意识，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遂约定俗成，无须特别的传授，即世世代代地传承下来。比如，植物纹样中常见的太极图形式以及卷草纹、缠枝纹等，均已成为中国传统植物纹样的典型构成形式，并仍然在现代的民族艺术设计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应当指出的是，程式化与创造性并不矛盾，在对传统的程式规范进行阐释和继承的同时，还应根据特定的环境条件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实际上，传统植物纹样的典型构成形式，在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也同样经历了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为更好地理解和阐释中国传统植物纹样的构成规范，并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地进行再创造，现将比较常见的植物纹样构成形式简介如下。

（1）团花纹

团花纹，是一种圆形适合纹样，其造型特点是将植物纹样组织在一个圆形轮廓内，并做到既适合又严谨；即使去掉圆形轮廓线，其外形仍大体呈圆形。例如，团花形灵芝纹，以自然形态的灵芝边缘构成外形轮廓，并无另加的圆形轮廓线，却仍大体上呈圆形。

团花纹在隋代已渐成熟，唐代曾一度十分盛行，从建筑物的藻井、瓦当、方砖到铜镜、陶瓷器、金银器、织绣品等，几乎随处可见团花的身影。服饰上的团花纹较早见于唐宋，明清时渐盛行。据清代张延玉等撰《明史·舆服三》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员公服上的装饰纹样，并对所用团花的规格做了具体规定：“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可见，团花在当时曾是朝廷命官品级的徽识。清代文武官员以官服上绣有鸟、兽的“补子”作为识别品级的标志，团花从此失去了识别官职尊卑的作用。但是，清代贵族乃至一般富绅的服饰上反而常见团花图案。此外，随着团花图案在民间日益普及，团花纹以其“花团锦簇”的造型而被赋予了团圆和谐、美好圆满、荣华富贵等吉祥寓意，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团花纹的设计与应用。团花纹的应用十分广泛，常见于瓷器、漆器、丝绸、刺绣、印染以及民间剪纸、建筑装饰等领域。

团花纹的构成元素，大多是自然花卉的具象形象，或者是以自然花卉为素材经加工组合而成的抽象形象（如宝相花），也可以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花形图案，还可由花卉形象与动物等形象共同组合而成。通常所说的团花纹，一般是指以自然花卉为素材的写生式团花。团花纹可以由单一品种的花卉构成，也可以由不同品种的花卉搭配组合而成；既可以由一朵花构成，也可以由一枝花构成还可以由多种造型元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

当团花纹由多种元素组合而成时，其结构形式常见两种类型：其一为对称式，是一种有规则的结构严谨的组织形式，既可采用以中心为对称的形式，也可采用上下对称或左右对称的形式上下对称式团花纹，其相邻两图案中的红、黄两色扁菊纹位置互调，可在刻板的模式中增加一点灵活性，使纹样显得活泼一些。左右对称式团花纹，恰好安排在衣服对襟的两侧，装饰效果突出，可谓独具匠心。其二为均衡式，是一种构图相对自由的造型形式，纹样图形虽不对称，但画面的疏密、虚实等空间处理要保持一定的平衡状态，以获得灵活优美的装饰效果。靠近圆形轮廓边缘的四朵小花之花型各不相同，其图形虽不对称，但却均衡、圆满。团花牡丹纹中，三朵红色牡丹花与其绿色枝叶相映衬，疏密、虚实关系处理得当，在保持均衡的同时显得灵活而优美。

团花纹还有一种特殊造型形式—皮球花纹。所谓皮球花，又称小团花，是一种不规则呈放射状或旋转状的圆形纹样，有的呈菊瓣形，有的呈梅花形，有的呈雪花状，有的呈车轮状……形态变化多端，颜色缤纷艳丽，宛如跳动的花皮球。皮球花纹，是由多个大小不一、花色不同的小团花，按单个、两个相叠、三个相叠等多种排列方式，疏密有致地分布构成的纹样图案。皮球花纹较小，排列自由活泼，不苛求均衡，常用于器物表面的装饰，造型新颖，别具一格。

（2）折枝纹

折枝纹，是由植物的一部分茎、叶、花、果构成的纹样，形似一枝折下的花草或花果，习称“折枝花纹”或“折枝花果纹”，统称“折枝纹”。折枝纹的构图不受轮廓限制，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构图方式。其常见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对称式，纹样采取左右对称或上下对称形式，图形元素基本上等量分配。以天然花卉为素材的对称式折枝纹，虽大体上呈对称结构，但在具体细节上不一定十分刻板，总体上体现出结构严谨、庄重大方的构图特征。另一种为均衡式，纹样不要求对称配置，但应仍以中心线或中心点保持平衡，只不过是采取等量而不等形的配置方法来保持这种平衡。这种结构形式在图案不失去重心的前提下，可以更加富有变化，也更显得生动、活泼。

折枝纹属绘画式纹样，图案通常较为写实。折枝纹属单独纹样类型，一般以单独使用者为多，也可作为构成适合纹样（如团花纹）、连续纹样的基础，有时与禽鸟配合组成折枝花鸟纹。折枝纹始见于唐代中期，至宋代较常见，元代后更为流行。折枝纹在瓷器等器物上的应用，大多作为主题纹样饰于碗、盘、洗等器物的内底和瓶、罐、壶等器物的外腹壁，也有时作为辅助纹样饰于器物的肩部或近口沿处。

（3）缠枝纹

缠枝纹，是由植物的茎蔓、叶子、花朵等要素构成的一种波浪形装饰纹样。缠枝纹的构图是以植物的枝秆或蔓藤做骨架，向上下或左右延伸，构成波浪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并在波浪线上缀以花朵和叶子，循环往复，婉转流动，形成波卷缠绵的基本样式。通过改变枝蔓、叶子和花朵等构成要素的搭配，即可构成相应花卉的缠枝纹，如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等。缠枝纹在唐代以前的形态多为缠枝忍冬纹，自唐代起缠枝花卉的种类逐渐增多，纹样造型日臻成熟。五代时期，缠枝纹的造型开始形成“花大叶小”的风格，至宋代基本定型，并一直延续到明清。

通常所说的缠枝纹，实际上是转枝纹和缠枝纹的总称，两者的造型方式有一定的区别。缠枝纹的突出特征是“缠”，即以花朵为中心，让枝蔓将其缠绕大约一周；而转枝纹的枝蔓虽也弯转但并不缠绕花朵，从而可少占用一些空间。正因如此缠枝纹适于用作占用空间较大的主题纹饰，而转枝纹则既可用作主题纹饰又可用作辅助纹饰。

（4）卷草纹

卷草纹，是由植物的叶茎呈波状形态向左右或上下延伸而构成的一种装饰纹样，盛行于唐代，以后备代也常有应用。五代时期的瓷器上已常见卷草纹，宋代以后应用更为广泛。

关于卷草纹的起源，大多认为是由忍冬纹发展而来，而“忍冬纹主要承袭西方叶纹，并受汉卷云纹的影响。”“如从纹样的发展演变来分，汉代可称之为卷云纹，魏晋南北朝称之为忍冬纹，唐代称之为卷草纹（唐草纹），近代则称之为香草纹。名称各异，但大体均呈波浪状枝蔓骨架，配以叶片；配以花朵的，又称缠枝花。”由此看来，卷草纹与“缠枝花”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配以花朵”。在某些领域（如陶瓷纹饰）的实际应用中，常以是否带有花朵来区分卷草纹和缠枝纹。卷草纹仅有叶茎，没有花朵。此外，缠枝纹通常具有较强的写实性，而卷草纹则更具抽象性。(www.daowen.com)

卷草纹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用作辅助纹饰，但有时也可能出现于装饰载体的主体部位。例如，卷草纹为环绕器物肩部一周的辅助纹饰，卷草纹则饰于盖罐腹部的醒目位置。

（5）“喜相逢”形式

“喜相逢”形式，“是一种类似于太极图式的结构，纹样外形显示为圆形。纹样从团花边缘相对发出，中心有‘S’走势的主线将团花分成两部分，取其吉祥寓意名日‘喜相逢’，

唐末至五代时期，这种结构已经出现在装饰纹样中，宋代得以盛行，典型的如‘重莲纹’”。

“喜相逢”形式，是中国民族图案中的一种传统构图形式，其结构特点是“用一根相反相成的S形线，把整个画面分成两个阴阳交互的两极，这两极围绕一个中心回旋不息，形成一虚一实，有无相生，左右相倾，前后上下相随的一种核心运动。”“喜相逢”图案呈现出一种对立而又和谐的美，“从美学的角度来讲，那正合乎‘变化与统一’的美，是合乎朴素的辨证的对立统一的美学法则的。”

“喜相逢”形式的植物纹样，既可由成双成对的植物（如两束莲花、两枝牡丹等）组成，也可由植物与动物（如蝴蝶、凤凰等）搭配组合而成。例如，清代后妃吉服上的装饰纹样，就是由花卉和一对鸾凤搭配组合而成的，并借助鸾凤的形象来强化其“喜相逢”形式的造型特征。

“鸾”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中国古代常用“鸾凤”比喻夫妻。

（6）米字格形式

米字格是一种有格式有规律的构图形式，其图案依据米字形的骨架（或米字形骨架的变化形式）进行布局，要求图形在米字形骨架的每根线两边皆呈对称状态。我国著名图案学家雷圭元先生认为，米字格“是中国图案规矩的基础。”各兄弟民族都可以利用它作为几何形象造型的基地，发展演变成具有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特色的各种图案“格式”，如适合图案、四方连续图案等。

“米字格”图案的形象和结构组织，源于中国古人“四正四隅”的二维方位观，是与中国古代先人观察宇宙方位的“四方、八位”以及中国建筑结构的“四梁、八柱”等“数”“位”观念一脉相承的。“其实是中国劳动人民早已在生产斗争中认识了宇宙的规律、掌握了对生活对生产有利的数和方位的概念……影响了中国图案的形象和结构组织。”例如，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就在其口沿上用露地线纹作等距离的“四方八位”式划分，其内壁所绘的两个人面鱼纹和两个网格式鱼纹则按“四正”方位布置并各自对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阶段（前5000至3000）“四方八位”的“数”“位”概念即已应用于器物的装饰纹样设计。实际上，若以该彩陶盆口沿上的露地线纹为定位点，分别把沿直径方向两两相对的线纹连成一条直线，则这些虚拟的连线恰好可以形成一个“米字格”的架构，由此不难发现“米字格”与“四方八位”传统布局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米字格形式作为中国民族图案的一种传统构图格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考古研究的结果表明，战国时期的砖纹已大量采用米字格图案。在现代的艺术设计中，米字格形式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米字格形式的构图方式，常见于古代的砖纹、瓦当、铜镜以及瓷器纹饰等。例如，甘肃省酒泉市博物馆所收藏的一块唐代模印莲花纹铺地方砖，就是完全依据米字格骨架进行图案布局的。而清代雍正年间的一件青花瓷盘的盘心图案，则是在一个稍加变化的米字格骨架上进行布局的，骨架的中心为一个八边形，图中的八个葫芦分别沿着该八边形的对角线方向对称布置。砖纹和葫芦纹样可以看出，它们的图案布局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米字格的任何一根骨架线两侧的图形元素皆呈绝对对称分布，这也是“米字格”构图形式的最主要特征。

（7）九官格形式

九官格，本是临习书法所用的界格纸，其格式特征是在方框中画“井”字形，等分成九个方格，故而得名“九宫格”。九官格构图形式，要求图形元素依据“井”字形骨架（或“井”字形骨架的变化形式）形成有规律的布局。它不像米字格那样要求在每一根骨架线两侧的图形元素绝对对称地分布，而是要求做到相对对称、大体平衡即可。此外，在“井”字形骨架的中心位置，还可以出现不受方向限制的单独纹样。“九宫格”的方位，是把中间方格作为中心，“剩下的是十字交叉相对的四方与每顶角备一方，合起来就成为四方八位的格局。这是‘方向’和‘位置’的语言。”基于这种结构布局特征，可以很方便地识别“九宫格”式图案。例如，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一块唐代牡丹纹方砖的纹样，严格按照“九宫格”的四方八位格局进行图案布局，其图案结构框架也与九宫格骨架完全相符，因此属于典型的“九宫格”式图案。又如，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件画珐琅花卉方盘，其图案造型所依据的骨架基础仍为九宫格，只是在九格的外围又均衡地增加了一圈格子，且随着盘子的外形而将格子的边框变成了波浪形。

米字格和九宫格均属于格律体构图形式。掌握了米字格、九宫格图案造型规律，即可基于这些格式创造出千差万别而又格律严谨的图案。“但是，格律毕竟是人创造的，学格律不可拘泥于格律。格律也毕竟是形式，形式是随内容而转移。新内容永远是在找寻新形式，要求新形式为它服务。然而新形式的产生，经常是从旧形式中加以改造，使它为新内容服务的过程。学习旧形式，也就是学习形式如何服务于内容的掌握、运用、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