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因为兵学与国家战略、战争战事的特殊关联，决定了其不同于其他思想学术，具有理论与实践并重、军事实践取向的实用主义特征。一个时代的军事战争形势必会影响兵学的发生和发展，当然兵学的进步也会影响军事实践的实施。

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唐朝是开放型王朝，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战争上主要表现在军政兼行，厚重驭轻，以兵威慑打击，并辅以分化瓦解的战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等兵书主要探讨的是如何掌握作战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问题。有唐一代，统一战争、边疆民族战争、藩镇混战、农民战争等各种类型的战争频发。唐朝的军事形势和战略决策增加了这个时期战争的烈度、强度和频度。在战略战术上崇尚积极进攻，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唐朝尤其是唐前期，开疆拓土，弃笔从戎、立功戍边、马革裹尸，所谓的尚武之风成为时代精神，“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豪言成为大唐绝唱，武风炽烈。晚唐五代时期出现武夫跋扈乃至武人执政的时局，亦是大唐武风崛烈之余绪。在这种尚武的时代风气下，唐朝更多地张扬炫耀武力，崇尚军事技艺远甚于兵学谋略。唐朝武庙配享的“十哲”和“六十四将”中，唐朝名将有李靖、李勣、李孝恭、尉迟敬德、苏定方、裴行俭、王孝杰、张仁愿（亶）、王晙、郭元振、张齐丘（李光弼）^[19]、郭子仪十二人。唐人选择无一不是策马横刀的武将，尚武之风可见一斑。

赵宋王朝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教训，自宋太祖时就开始推行“崇文抑武”之国策，至宋太宗时确定了以文官统兵，将从中御的军事领导制度。囿于“守内虚外”的军事布局，宋代的对外战略呈现出明显的内敛型特征，对辽、夏、金、蒙等民族政权大多处于守势，讲求防御后发、以战求和的战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宋廷虽有“崇文抑武”之方略，但在严峻的边防形势之下，面对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来游牧民族的压力，抑武主要是压低武将的政治地位，防止武将兵权过大，尾大不掉，对兵学的研究并没有加以限制，朝廷反而为了提高将领指挥水平和增强部队战斗力大有鼓励倡扬之态势。宋代一些兵书注意针砭时弊，主张富国强兵，改变国贫兵弱现状，提出机动用兵、主动防御等思想。宋代文官统兵、以文御武的初衷和出发点正是认为兵学谋略要先于武力使强。范仲淹就言：“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20]岳飞也有云：“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21]这也符合有史以来军事上重视谋略的传统，因而成为有宋一时之国策。

同时，相比于唐朝，宋代执政者更重视为将者的道德因素。为此，宋朝武庙配享军事家发生了变化。宋朝“十哲”将张良单独列出，抬高其地位，并将其作为亚圣；增补管仲、范蠡等，去掉了白起、吴起。主要是白起、吴起等人因为杀降、背主等原因被逐出了“十哲”之位，表明宋朝不以军事战争的战力和结果为标准，而更注重武人的忠孝仁勇的道德要求。尊崇姜子牙、张良、管仲、范蠡等以谋略辅国的“政兵家”，这也成为宋朝以文御武、推奉谋略之国策的认知起点。

纵观历史，自古以来，凡国家遇到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庙堂，卜问吉凶，谓之“庙算”。春秋以后，在朝堂召开作战会议，出征、告捷、献俘皆告于祖庙，庙堂之计成为固定仪式。曹操注《孙子兵法》时就说：“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22]唐朝及前代，兵学一般为将者、君王等人之私。将者，家庙家堂；君王者，太庙朝堂，兵学成为“庙堂”之学，为职业、志向、兴趣等个人或家族因素使然；然而处“庙堂之上”，普通士子百姓很难企及，兵学成为少数人的私学。而宋朝以来，随着武举的制度化，武学的设置，兵学成为官学，得到从上到下的认同和追捧，成为国学、显学，地位上可谓走向“神坛”，同时又向普通平民士子所开放，可谓走下“庙堂”，走向“江湖”。宋朝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之语，其中的庙堂上下或可表达唐宋兵学变革之剧。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唐宋时期兵学的变革转型，是历史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唐人重武力，兵学不显，然能开边拓土，纵横捭阖；宋朝开武举，置武学，颁武经，兵学兴，却无力扭转军事被动的战局，有如南宋吕祖谦所言：“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23]空留下“积弱”的扼腕感叹！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

【注释】

[1]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唐宋变迁视域下山东军事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CLSJ08）阶段性成果。

[2]刘庆：《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88—101页。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陈峰：《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第12—14页。赵冬梅：《武道彷徨——　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魏鸿：《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75页。

[4]（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九四《侯君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28页。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四月条记载略同。

[5]（唐）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北京：中华书局（武经七书本），2007年，第616页。

[6]《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附薛讷传》，第4143页。

[7]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

[8]《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第1552页。(www.daowen.com)

[9]（清）汪宗沂辑：《卫公兵法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0]（元）脱脱：《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725页。

[11]（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0页。

[12]（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页。

[1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728页。

[14]《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70页。

[15]《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第3646页。

[1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天圣七年闰二月壬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0页。

[17]《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第3679页。

[18]《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第3679页。

[19]《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记载为张齐丘，第378页；《唐会要》卷二三《武成王庙》则为李光弼，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36页。

[20]《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18页。

[21]《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76页。

[22]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页。

[23]《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第12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