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选拔军事人才，武则天开设武举考试，但始终未成定制；武举考试主要针对武人，考察军事技艺，重实战技能，轻军事谋略，不重视兵学理论。唐朝武举分制举、常举两种。武制举是临时设科，习文习武者皆可应试，所选主要是武人将帅。显庆二年（657）二月，唐高宗在《令百官各举所知诏》中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驰功绩于卫、霍，踪二起于吴、白，轨双李于牧、广”者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13]。唐玄宗开元时期，武举制举科目名称有“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军谋越众科”等。唐代武制举科目名称繁多，开科时间不一，皆体现出帝王意愿，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随意性。唐代武举常举即武贡举，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由兵部主持，主要考察应举者“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的射箭技艺，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考量骑术、武器、力量、身材等。可知唐朝武举重视身体素质和实战技能，不注重兵学谋略的考核，主要选拔的是武艺高超或统御有方的武人将才，且武举出身的地位不及文举的进士，其重要性也不及文举。特别是唐代中期之后，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代表的文贡举盛行，武举逐渐衰落。欧阳修也认为唐代武举的“选用之法不足道”^[14]。唐代武举选拔的军事人才多功勋不显，史籍多不记。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是鲜见的由武举出身的名将。

宋朝重视军事人才培养，军事理论教育地位提高，开启了国家军事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正式渠道。首先，宋朝武举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开始有组织有规划地培养军事人才，并将其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宋朝武举主要分为制举、常选、学选。武制举也是临时设科。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置“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制举科目^[15]。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复置制举凡六科，设“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制科，同时“又置武举，以待方略智通之士”^[16]。宋朝武举中的常选一途至此方立，制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宋英宗时期，确立了三年一度的武举考选机制。宋神宗时期还形成了由地方到中央最后到皇帝亲试的三级武举考试制度，由兵部主持解试、省试，殿试则由皇帝亲试，首开殿试之先河。唐代还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即产生于宋神宗时期。之后宋朝还颁布了《武举试法》，确定了武举三组考试的制度程序，规定武举的兵法、策论在秘阁；武艺在殿前司考试；殿试时，又“试骑射及策于庭”。北宋确立的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使整个武举考试制度趋于规整严密。宋朝武举文武并重，但其绝对标准还是以文为主。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亲试武举，“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17]，以后相沿成定制。武举是否录取由“策”决定，军事谋略开始重于军事技艺，重兵学理论的色彩逐渐浓厚，这从考选制度上推动了兵学的兴盛。

其次，宋朝设立专门的武学，成为培养中高级军事人才的国家机构。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在国子监置武学，作为国家培养武学人才的专门学校，后废。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又置武学，地点设在武成王庙，即武庙之内，从此成为定制，不再停废。武学规定：“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18]可知武学生员入学后主要所学内容是诸家兵法、为将之道及阵队演习等。其中，“诸家兵法”为《孙子》《吴子》《三略》《六韬》等兵书。武学除研习兵法、操练演习外，还讲释“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灌输“将从中御”的军事思想。武学学制三年，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级，生员经考试而授职。武举中的学选即通过武学选拔武官，不论出身、阶层皆可应考。宋徽宗崇宁年间又开始在地方各州设置武学。武学教育的组织和制度臻于完备。宋朝武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被纳入官学体系，推动了兵学教育与军事人才培养制度的结合。从国家到地方武学的开设，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军事人才，提高了习武者的兵学修养，促使武艺与兵学谋略结合，推动了军事理论和战术思想的发展，宋代兵学研究呈现逐渐深化之特征。(www.daowen.com)

宋代武举的制度化，武学的兴办，为宋朝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同时繁荣了军事学术，推动了一代兵学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