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唐代存目和传世的兵书文献，无论是唐初的李世民、李靖、李勣，还是唐中后期的苏定方、裴行俭、郭元振、李光弼等，无一不是久历战阵、战功赫赫的武人将者。他们军事实战经验丰富，作战指挥艺术高超，注重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给当朝和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成果，构成了唐代兵学的代表。唐代兵书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唐李问对》）。这部唐太宗李世民与开国元勋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之书被宋朝列入《武经七书》之一。名将李靖兵学造诣深厚，著述甚多，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见其兵书就有《六军镜》《霸国箴》《阴符机》《玉帐经》四种；《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术》《卫国公手记》《兵钤新书》《韬钤总要》《弓诀》等多部。虽然李靖很多兵书今已不传，但从书目可见其作品涉及军事建设的方方面面，军事理论成就卓越。唐代名将著录的兵书还见有郭元振《定远安边策》、裴行俭《安置军营行阵等四十六诀》、李光弼《统军灵辖秘策》等兵书，并为史所称。唐代兵家李筌、王真、李泌、王琚等也都有从事军事活动的经历，均担任过武职或军事僚佐，有一定的军事经验，喜好论兵著述，留下了《神机制敌太白阴经》《阃外春秋》《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射经》等兵书。今世兵书集大成之作《中国兵书集成》收录唐代兵书共7部，其中仅有一部即《长短经》的作者赵蕤未见有军事履历^[7]。唐朝这些兵书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世和当朝的军事训练和战争经验进行有意识地总结和升华，表明唐代兵学重视军事技能、实战经验的实践特征。

然而需要承认的是，唐人的兵学作品总体数量不多，理论水平并不突出。诸兵书中，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被列入《武经七书》之列；而且，传世的兵书更少，至今多已亡佚。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唐一代，“兵书类二十三家，六十部，三百一十九卷”，“失姓名十四家，李筌以下不著录二十五家”^[8]。名将李靖《卫公兵法》幸赖《通典·兵典》《太平御览·兵部》及《武经总要》辑录，才保存下来部分内容，今仅有辑本存世^[9]。唐代《孙子兵法》注家杜佑、贾林、陈暤、杜牧、孙镐等，除了杜佑、杜牧因兵学之外的成就名垂青史之外，其他注家多已不传，多赖宋人《十一家注孙子》的集注本才得以传世。唐代兵学的著述、流传及影响可见一斑。

与唐朝不同，宋朝时期兵学的官学和私学都很发达，国家组织和私人著述的兵书作品十分丰富，在数量、种类和质量等方面都达到历史新高。从数量上看，唐朝之前正史有记录的兵书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53家、79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3部、512卷，《旧唐书·经籍志》45部、289卷，《新唐书·艺文志》60部、319卷。而到了宋朝则明显上升，《宋史·艺文志》著录兵书则多达347部、1956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代。在种类上，唐朝兵书虽然包括兵家语录体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兵书注疏体（杜牧注《孙子兵法》）等体例，还涉及兵法兵略（《卫公兵法》）、军事制度（《通典·兵典》）、军事训练（《射经》）等体裁，但仍然没有突破前代兵学范畴。但是到了宋代，则出现了很多创新，诸如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官修兵书且是军事百科全书的《武经总要》（曾公亮），第一部兵制专史《历代兵制》（陈傅良），第一部军事人物评传《何博士备论》（何去非），第一部专门名将传记《十七史百将传》（张预），第一部分类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佚名），第一部城防守御兵书《守城录》（陈规）等。宋初著名类书《太平御览·兵部》（李昉）、《册府元龟·将帅部》（王钦若）是兵学的系统总结。《十一家注孙子》（吉天保）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集大成之作，其资料之丰富、解说之详尽是空前的，是《孙子兵法》最早最好的集注本。(www.daowen.com)

从兵学主体而言，宋代兵书多出自诸如范仲淹、曾公亮、苏洵、苏轼、辛弃疾、虞允文、文天祥等文人士大夫，竟以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士大夫人人言兵”的“文人论兵”现象，且蔚然成风，以致兵学著作大量涌现，其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著名文人的兵学著述还有苏洵《权书》、辛弃疾《美芹十论》、许洞《虎钤经》、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等等。宋代还出现了论兵的重要学派—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有叶适（《水心别集》）、戴溪（《将鉴论断》）、钱文子（《补汉兵制》）等。不仅如此，就连“兵学”作为军事理论学术的命名也出于宋代文人之手。北宋郭雍所著《冲晦郭氏兵学》7卷就以“兵学”作为名称；郭逵“忼慨喜兵学”^[10]，“兵学”成为军事理论学术的代名词。此后，兵学一词沿用至今。另外，“文人论兵”现象导致宋代兵学文献著述空前繁盛。虽然后世素有“宋代缺将”“积贫积弱”等传统认识，但就宋朝兵学理论水平而言，却形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座高峰。

反观唐代，中唐以后士人多崇尚诗文，入世仕途追崇进士科，以致文人耻于言兵。难怪杜牧有云：“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11]为武道不兴而大发感慨。而宋代恰恰相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云：“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12]“讳言兵”“耻言兵”的风气为之一变，士大夫人人言兵，或整理研究兵书，或著述兵书，皆以振兴国家武备、改变将帅无学术为己任。由此可见唐宋兵学风气变革之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