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教育滥觞于三代庠序之学，兵家私学教育则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然而自秦朝“焚书之祸”和汉朝“罢黜百家”以来，兵书传播屡遭禁锢，兵家地位下降。之后历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大都禁止民间兵学流传，兵法教习、兵学发展日趋式微。在国家组织之外，兵学一般只能在兵家、武人为主的家族或师徒中以较为隐秘的方式传承。到唐朝时期，兵学研习者多是出身武将或有一定军事经历的谋士僚佐，兵法兵书多由个人习授或家族传承，兵学教育私学色彩明显。

唐代出现了诸多名将辈出、功勋显赫的军功家族，著名的有河东裴氏、京兆杜氏、陇西李氏等。他们世代尚武习兵，兵法兵学也有赖于家族内部传承，得以延续和发展。唐初名将李靖出身世家，祖、父皆列戟一方。他自幼就随舅舅隋朝名将韩擒虎谈兵论战，深受兵学习染，“少有文武材略”；韩擒虎称赞李靖道：“可与论孙（武）、吴（起）之术者，惟斯人矣。”^[3]李靖还曾应唐太宗的要求向大将侯君集私下教授兵法，而侯君集反奏李靖以“兵之隐微”为由不全示人，意为李靖故意隐匿精华而不授。对此，李靖坦然言道：“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侯）君集欲反耳。”^[4]之后果然侯君集谋反，正如其言。李靖晚年经慎思，“尽传其（兵）书与李勣”^[5]。史书关于李靖兵法传授的点滴记载，充分体现了对古代兵学传播可能危及统治的疑虑，亦可知兵学私家习授之特殊症结所在。

中唐兵家杜佑、杜牧是为祖孙，出身关中望族—京兆杜氏，祖上就有西晋军事家杜预，时称“杜武库”。杜佑位及将相，在其所撰《通典》中著有《兵典》15卷，《兵典》之下各目多以《孙子兵法》阐述的军事原则为题，每题下列战争战例及兵学言论进行例释和训解。杜佑之孙杜牧除了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为后人所熟知外，还深受家学影响，其兵学造诣亦十分深厚。杜牧征引历代战例及典籍之言并结合当时政治军事形势阐发《孙子兵法》之要旨，所注《孙子兵法》被称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还有杜牧所著《战论》《原十六卫》等兵学专论，以古援今，切中时弊，其军事思想亦为时所重。河东裴氏家族的兵学氛围十分浓厚，仅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见裴氏著录兵书中就有裴行俭《安置军营行阵等四十六诀》一卷、裴守一《军诫》三卷、裴绪《裴子新令》二卷等，其家族的兵学成就斐然。

唐朝名将薛仁贵，军功卓著，其子薛讷被武后以“世将”之名授军征突厥，立功镇边^[6]。薛仁贵之孙薛嵩、玄孙薛平等都为武将。中兴名将郭子仪家族，其子郭曜、郭晞、郭曙，其孙郭钊等，名将辈出。还有中唐名将李晟家族，其子李愿、李宪、李愬、李听皆有将名，不仅弓马娴熟，还熟知兵法韬略。尤其是李愬雪夜袭蔡州，是中国战争史上成功利用特殊地理和气候条件以突袭战术直捣敌人腹心以致胜的经典战例，对后世战争战术影响深远。这些家族都是世代将门，兵学传统绵延。唐代后期藩镇纷立，以家族、亲将袭继式的统治盘踞一方，亲党胶固，豢兵自卫，习武讲兵的私学风气弥漫，诸如魏博田氏家族、淄青王氏家族等，世代为将统兵。可见，唐代兵学仍然囿于个人职业或崇尚喜好，在家族、师徒等特殊群体中内部习承，是统治者、武人、兵家等少数人的私学。(www.daowen.com)

就国家组织层面而言，唐朝军事人才的教育主要靠行伍中战争实战的历练和体验，军事经验的积累和传授。虽然武则天时期始设武举，唐玄宗时期还诏试武贡士，设立了军事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但军事教育上主要偏重于射箭、马枪、负重等军事技能和身体力量上的训练，对兵学谋略的发展影响甚微。唐德宗、唐文宗皆有停废武举之举，使得兵学理论在名义和形式上的教育也戛然而止。因此，唐代兵学缺乏国家宏观层面上的组织和研究，兵学多存在于私学层面，军事理论学术人才显得相对匮乏。

与唐代相比，宋朝兵学教育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开始上升到国家之学层面。宋朝将武举常态化，确立了中国历史上选官体制中以武学入仕的制度化路径。宋朝规定，武举不能只较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将兵学谋略与军事技能相提并论。宋朝在宋仁宗时期设立了武学，在京低级官员、平民及地方武举人皆可入学学习。武学打开了从普通民众中广泛发现和吸纳军事人才的窗口。宋神宗则将武学纳入国家的正式官学体系，将武学作为培养军事人才的专门机构，从此不废。这标志着兵学教育国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也将兵学研习推向中国古代社会新的高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学。

虽然自西汉统治者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兵书，整理出现了《兵录》《兵书略》等兵学目录之书，然而像宋朝这样大规模的官方组织兵书修撰和传播在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宋仁宗建崇文院，编四库书时著录兵书，又命曾公亮、丁度动用国家力量编纂了历史首部官修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详细记述了北宋及前朝军事制度及思想学术。该书由宋仁宗亲自核定并作序。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四月，为适应军事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朱服、何去非等人奉旨校订前世兵学经典—《孙子》《吴子》等七部兵书，汇集成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教科书—《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必修课程，以供武学教育和武举考选所用。宋徽宗崇宁年间还诏令诸州设置武学，大力推广地方武学教育。因为宋朝国家从上到下的有效组织，鼓励和支持兵学研究，朝廷还对编撰兵书有功者加以褒奖，因此兵学的研习、承继和传播的普遍性远高于唐代甚至前世，得到士民的广泛认可，特别是赢得了文人士子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这都为宋朝兵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营造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