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罗城记》中记载：

余始以郡之子城，岁月滋久，基址老烂，狭而且卑。每至点阅士马，不足回转。遂与诸郡聚议，崇建雉堞，夹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军士得以帐幕……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出政，优诏奖饰，以为牧人之道。其尽此乎？俄而孙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后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由是复与十三都经纬罗郭，上上下下，如响而应。^[26]

从上文可以看出，钱镠认为杭州子城不能满足军事和民事需求，因此决定修筑杭州罗城，由此可以推断出在钱镠修筑杭州罗城前杭州只有子城而没有罗城，钱镠修筑的“七十里罗城”是从无到有的修筑，而非在已有基础上修补城墙。

《杭州罗城记》中提到了钱镠修筑杭州罗城的三点原因：一是杭州当时的防御工事不能满足军事内需，文中提到“余始以郡之子城，岁月滋久，基址老烂，狭而且卑。每至点阅士马，不足回转”，可知杭州旧有子城不堪使用，因此重修了子城勉强使用；二是杭州当时的防御工事无法满足对外防御需求，文中提到孙儒叛军渡江劫掠，钱镠为剿灭孙儒做出许多努力，在这期间钱镠见证了孙儒兵火对江淮地区的破坏，产生了修筑杭州罗城的想法；三是修筑杭州罗城是为了满足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需要，钱镠修复子城之后，“天子嘉以出政，优诏奖饰，以为牧人之道”，从“牧人之道”可知唐天子认为钱镠修复杭州城子城是有益于治理百姓的，后来因为子城“未足以为百姓计”，决定修筑杭州罗城。文中也提到“辏闽粤之舟橹”“通商旅之宝货”和“及吾境者，俾无他虑”等，也说明钱镠修筑杭州罗城是为了满足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需要。这三点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修筑杭州罗城时钱镠官位为苏杭观察使，控制的区域仅有杭州和苏州，从前文的研究可知，此时钱镠统治地区的户口数应远低于128758户，在这种情况下征发二十万民夫会对钱镠的统治和辖区内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二十万民夫之外，钱镠不惜发动十三都军士来修筑杭州罗城，会激发十三都军士的怨气，这不利于对军队的统治和管理。可见，修筑杭州罗城对钱镠势力的经济、政治和军队等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说修筑杭州罗城是为了保境安民、防御外敌不妥，在满足军事内需、对外军事防御和经济建设目的之外，修筑杭州罗城还有其隐含的目的。

虽然董昌主持建立杭州八都，但董昌与其继任者钱镠都不能完全控制它。杭州八都是一个松散的利益联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首领大多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而且八都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如八都将之一的陈晟，中和四年（884）“余杭镇使陈晟逐睦州刺史柳超”^[27]，光化三年（900）十二月“睦州刺史陈晟卒，弟询自称刺史”^[28]，陈询在陈晟死后继承其势力并于天复三年（903）七月叛钱镠而归顺杨行密^[29]；《十国春秋》中记载“初武肃王同董昌讨刘汉宏于越州，盐官都将徐及遣夏与高彦率本部来会师”^[30]，在董昌派遣钱镠攻打刘汉宏时，盐官都将徐及仅派遣手下将领带兵助战而非亲自从军作战，并且钱镠还与徐及派来助战的将领沈夏和高彦密谋“汝为我杀之，当以郡牧相报”^[31]，使这二人杀徐及，可见杭州八都同钱镠之间钩心斗角之一斑；阮结死后“王以其弟右骁卫将军阮绰领其本郡”^[32]，可知在阮结死后其弟阮绰继续统领其部属；又如武安都将杜稜，《十国春秋》中有记载“稜迁常州制置使，建徽代为武安都将”^[33]，在杜稜出任常州制置使时，其子杜建徽代他担任武安都将。综上可知，杭州八都是一个松散联盟性质的集体，各自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对钱镠完全控制苏杭地区甚至未来称霸两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钱镠占据杭州后，为了巩固发展自己的势力并加强对杭州乃至两浙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及八都浸盛，复分十三都”^[34]，分化杭州八都为十三都，并建立武勇都等军队来扩充直属自己的内牙军。在建立起强大的武勇都之后，钱镠马上任命自己的亲校顾全武为最高指挥官。可见修筑杭州罗城时，钱镠辖区内矛盾重重。

在钱镠修筑杭州罗城之前不久，镇海节度使周宝筑罗城二十余里，极大引发镇海军辖下民众怨气。镇海军节度使管辖润、杭、常、苏、湖和睦州等六州（是时周宝实际统辖苏州、润州、常州和湖州四州，董昌据杭州^[35]，睦州为陈晟所占^[36]，周宝声称“六州皆我镇，何往不适？”^[37]可知周宝对杭州和睦州也有一定的掌控力），是唐代重要的财源地区，筑城时尚未遭遇孙儒兵火，周宝在辖区民力丰盛情况下修筑周长二十余里的城墙，尚且造成“人苦其役”的结果，作为史称保境安民的有为君主的钱镠，在担任苏杭观察使且辖区仅为屡遭兵火的苏州和杭州两地的情况下，发动二十万民夫和十三都军士修筑杭州罗城是反常的行为。唐末军阀盘踞地区的民力是他们养军扩军的基础，在钱镠任苏杭观察使时，杭州八都集团中除了中和四年（884）占据睦州的陈晟等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在苏杭地区盘踞，钱镠征发的二十万民夫中势必有很大部分来自杭州八都集团盘踞地区，因此修筑杭州罗城也是对杭州八都集团实力的消耗。

自古以来修筑城池主要利用民役，极少有发动军事力量来修筑的，如镇海军节度使周宝修筑二十余里罗城、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成都罗城^[38]、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发动六州民修筑罗城^[39]，这三位与钱镠同时代的节度使修筑城池都没有动用军队，史称“志满骄大”“动多不法”和“骄泰不法”的乐彦祯也没动用军队来修筑城池，而钱镠却发动了十三都兵力参与杭州罗城的修筑。钱镠发动军事力量来修筑罗城，却仅发动不为钱镠完全掌控的杭州八都所属的军事力量，而非其直属的内牙军，可知这是对杭州八都集团军事力量的削弱，可见钱镠修筑杭州罗城也是为了削弱杭州八都集团中不从属于其本人的军事力量。

钱镠利用工程建设来削弱势力内部不稳定因素的做法并非仅修筑杭州罗城一例，天复二年（902）爆发的武勇都徐许之乱也是如此引发的不良后果。武勇都徐许之乱的发起者和叛军主力都是来自孙儒降兵，孙儒降兵虽然为钱镠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其出身原因而成为钱镠势力中不被信任的部分，如杜稜在与钱镠的对话中曾称武勇都为“狼子野心，他日必为深患”，并提出“请以土人代之”的建议^[40]；掌书记罗隐在修筑杭州罗城时称“楼不若内向”^[41]，暗示武勇都是钱镠势力的萧墙之祸。武勇都之乱的原因在《吴越备史》中有记载，“前年锦城之役，不用命，王恶之，及是使治沟洫，遂叛”^[42]，从“不用命”可以看出在“锦城之役”中武勇都曾违反钱镠的命令并引起了钱镠的怀疑和厌恶。钱镠派遣隶属内牙中军的武勇都去进行“治沟洫”这种被认为是贱役的工作，这对于习于作战的武勇都来说是贬低和侮辱。同为孙儒降兵，杨行密招募组建的“黑云都”就一直忠心于杨行密，杨行密利用这支军队“每战，使之先登陷陈，四邻畏之”，对待黑云都“厚其禀赐”^[43]，同为降兵出身的黑云都从未出现反叛现象。钱镠利用武勇都攻城略地，与董昌、杨行密等争霸江浙，却没有厚待之，反而使其从事“治沟洫”这等贱役，可见武勇都被视为钱镠势力中的不稳定部分，且不为统治者钱镠所喜。因此钱镠驱使武勇都“治沟洫”成为武勇都徐许之乱的导火索，积怨已久的武勇都反叛钱镠，对钱镠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综上所述，钱镠修筑杭州罗城不仅是为了满足军事内需、对外防御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其隐含目的是为了消耗杭州八都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钱镠完全掌控苏杭地区乃至进一步掌握两浙地区扫除障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到钱镠的统治策略：钱镠利用工程建设来消耗打击势力内部的隐患，这个策略对钱镠掌控苏杭地区起了很大帮助，对其日后的南征北讨和创建吴越国打下了基础。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隋唐平民服饰研究”（项目编号：17FZS034）阶段性成果。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二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45页。

[3]《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三年三月条，第8345页。

[4]刘闯：《防御与扩张：唐末五代吴越钱氏筑城之时空解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2期，第137—143页。

[5]杨渭生：《一剑霜寒十四州的江南雄藩钱镠》，《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第87—91页。

[6]吕以春：《钱镠与杭州》，《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第126—130页。

[7]李洪华：《浅谈钱镠的治国方略及历史功绩》，《浙江档案》2004年第1期，第38、39页。

[8]何勇强：《唐末两浙的武勇都与武勇都之乱》，《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96—104页。

[9]武丹：《重苛乎？慈爱乎？——　钱镠治国小考》，《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40期，第41—44页。

[10]杨渭生：《略论东南雄藩钱镠》，《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第3期，第40—44页。

[1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一《江南东道三》至卷一〇〇《江南东道十二》。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四七〇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92页。

[12]《太平寰宇记》卷九五《江南东道七》，第58页。

[13]《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江南东道十二》，第89页。

[14]《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二年七月条，第8417页。

[15]《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二年十二月条，第8422页。

[16]（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16页。(www.daowen.com)

[17]《资治通鉴》卷二五五至卷二五九，中和二年八月条至景福二年七月条，第8273—8445页。

[18]《资治通鉴》卷二五九至卷二六三，唐昭宗景福二年七月条至唐昭宗天复二年八月条，第8445—8579页。表3起始时间为乾宁二年（895）而非景福二年（893），是因为据《资治通鉴》记载，景福二年（893）至乾宁二年（895）间并未发生与钱镠有关的大型战争。

[19]（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钱镠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 2057页。

[20]（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23页。

[21]《十国春秋》卷八四，第1226页。

[22]《十国春秋》卷八四，第1224页。

[23]《十国春秋》卷八四，第1221页。

[24]王仲荦、田昌五，郑佩欣等：《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期，第166—179页。

[25]《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八月条，第8578页。

[26]（清）董诰：《全唐文》卷八九五罗隐《杭州罗城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46、 9347页。

[27]《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中和四年十二月条，第8317页。

[28]《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光化三年十二月条，第8543页。

[29]《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七月条，第8612页。

[30]《十国春秋》卷八五，第1242页。

[31]《十国春秋》卷八五，第1242页。

[32]（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一，《四库全书》第四六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06页。

[33]《十国春秋》卷八四，第1227页。

[34]《吴越备史》卷二，《四库全书》第四六四册，第530页。

[35]《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第5416页。

[36]《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第5416页。

[37]《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第5417页。

[38]《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三年条，第8185页。

[39]《资治通鉴》卷二五七，文德元年二月条，第8374页。

[40]《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八月条，第8578页。

[41]《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八月条，第8579页。

[42]《吴越备史》卷一，《四库全书》第四六四册，第520页。

[43]《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八月条，第8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