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建墙、筑堤、修路等大型土木工程的劳动者主体是所属辖地民夫，往往一郡一县的民力无法满足修筑大型工程的需要，因此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官府也会强征辖地势力所及附近地区的民夫服劳役。钱镠修筑的杭州罗城周长七十里，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需要调动的役力十分巨大，因此要研究修筑杭州罗城这件事，首先要分析当时钱镠所辖地区的户口状况。

现存史料中，没有关于钱镠任苏杭观察使时的杭州和苏州的户口数的详细记载，本文根据《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数据，整理出唐开元年间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两浙地区十三州各州的户口数，并据此数据推测出钱镠任苏杭观察使时苏杭二州户口情况。

表1　《太平寰宇记》中所载两浙地区唐开元年间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户数表^[11]

唐代人口数量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顶峰，自安史之乱时起开始下降。伴随着这个趋势的是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口南迁现象，这也导致了如表1中所见的自开元年间至太平兴国年间杭州、婺州、睦州、台州、温州、福州和处州等七州人口增加的现象。而同属于两浙地区的越州、苏州［《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秀州，理嘉兴县，本苏州嘉兴县地。晋天福四年于此置秀州，从两浙钱元瓘之所请也。仍割嘉兴、海盐、华亭三县并置崇德县以属焉”^[12]，可见苏州于晋天福四年（939）析出三县置秀州。因此在开元年间至钱镠修筑杭州罗城时，秀州所辖地区仍处于苏州的管控下，因此本文将秀州户口数并入苏州，虽在表中列出但并不单论］、湖州、衢州和明州等地却出现明显的人口减少现象，这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因为这几州都处于吴越国的边境或者北部，吴越国经常同周围势力发生战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二是因为在唐末动乱时期，这几州都发生过许多战争。尤其是苏州在钱镠、杨行密和孙儒等人手里几经易主，孙儒更是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而相比于越州、苏州、湖州、衢州和明州等五州，婺州、睦州、台州、温州、福州和处州这六州位于更南部，相对更加安定和平，迁移至此的人口也就更多。这也在表中得以体现，如太平兴国年间福州客户达45670户，温州客户达24658户。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福州辖下的尤溪和德化二县都被析出并分别并入南剑州和泉州^[13]，二县户口数并不被计入《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太平兴国年间福州户口数中。在如此情况下福州的人口竟由开元年间的34080户增长至太平兴国年间的94475户，可见吴越国人口增长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减。(www.daowen.com)

由于杭州是吴越国都城，是吴越国的核心地区，与吴越国境内的其他地区相比，其社会环境更加和平稳定，人口增长幅度会更大，并且都城对四周的虹吸效应也会使杭州人口增加，这就是为何杭州周围的越州、明州等地人口减少的时候，杭州人口却增加很多的原因。但是在杭州成为吴越国都城之前，杭州人口也是呈下降趋势，直到钱镠巩固了以杭州为核心的统治后才开始逆转。杭州位于两浙地区较北部，越州、明州以北，在钱镠未巩固其在杭州的统治前，杭州的人口变化情况应如越州和明州一样都呈现下降趋势。虽然杭州没有经历过因为战争而易主的事，但是由于董昌、钱镠和来自杭州八都的首领们（如陈晟）都是以杭州为根据地来东征西讨，并且杭州曾遭到王郢、曹师雄和黄巢等的侵扰，这也会影响到杭州的人口数量。由上述论述可以得出，在修筑杭州罗城时，杭州的户口数不会高于开元年间的86253户。

修筑杭州罗城时，苏州地区刚刚经受过徐约、孙儒、杨行密和钱镠等人发起的多次战争。孙儒在其盘踞地区的统治十分残暴，孙儒占据扬州时曾“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14]。大顺二年（891）十二月，孙儒“焚掠苏、常”后率军攻打宣州^[15]，钱镠才又重新占据苏州。可见，由于战争等因素，苏州户口数在唐末军阀混战中锐减，直到钱镠巩固统治后苏州的社会才逐渐稳定下来。在北方战乱频发的同时，南方相对稳定和平，因此在钱镠确立吴越国的统治后，仍会有少量北方的移民来到苏州地区。表1中苏州户口数由开元年间的109500户降低至58301户，主要是由于苏州地区发生的战争原因，直到太平兴国年间苏州都没有恢复到开元年间的户口规模。因此，在修筑杭州罗城时苏州的户口数不会高于太平兴国年间的58301户。

根据上文的推断，在钱镠修筑杭州罗城时，苏杭二州的户口总数远不到144554户这么多。若一户出一丁则无法满足二十万民夫的数额，应是一户出二丁或者辖境内民户丁额全出才能满足二十万民夫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被称赞为保境安民的有为君主钱镠发动二十万民夫修筑杭州罗城，是件反常的事情，有其隐含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