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意标识宫城内部横街诸门特别地位的基础上，跨越此街所能进入的“内宫”，成为昭哀二帝最终的关注区域。首先须指出的是，二帝对唐末洛阳宫城之内朝正殿—崇勋殿并未提及，这是因此殿殿名新出现于唐末洛阳，且非长安旧名，故诏敕未涉及，并非意味着此殿地位无关轻重。崇勋殿为是时洛阳宫城之内朝正殿，据前所引哀帝天祐三年整顿洛阳入閤礼仪空间之敕可知，迁洛之后，洛阳入閤之礼，初以正衙贞观殿为仪式场所，这与长安时期尤其是玄宗以来入閤由正衙趋入内朝正殿的传统相违背，故哀帝特降敕旨，要求改行洛阳入閤之礼于崇勋殿，故知此殿具有内朝正殿性质。关于此殿方位，据《宋会要》，由唐正衙贞观殿向北，经跨越横街的柱廊建筑后，可率先抵达“内宫”中的延英殿，继续向北便可直抵崇勋殿，可知唐末洛阳宫城之常朝政治运作空间，不仅整体方位偏处宫城西半部，且正衙与内朝正殿又南北相直，形成宫城西侧的另一政治空间纵向轴线（图4）。

因崇勋殿在“内宫”中政治地位显著，以之为中心坐标，敕令所涉昭宗时期的延和门、保宁殿两处建筑的方位，也可借之得到确认。经爬梳史料可知，此二者乃分列于崇勋殿之西部与北部（图4）。

先来释读昭宗时期延和门之位置。首先此门名依目前史料，无法明确其长安时期原址，昭宗于洛阳确立此门名后，其开始迅速加入洛阳相应重大政治与礼仪活动中，昭宗天祐元年闰四月入洛，八月十二日即遇弑身亡，依《旧唐书·哀帝本纪》次日丧礼设殡，“迁神柩于西宫，文武百僚班慰于延和门外”^[42]，因百僚班慰之礼以奉慰昭宗梓宫为直接目的，故知作为行礼地点的延和门，当属昭宗梓宫所殡“西宫”的附属建筑。此“西宫”所指为何？唐时文献再无相应提示，然以唐祚继承者自居的后唐洛阳政权，其大行皇帝丧礼设殡，开始同样采取唐末“西宫”故事，如《旧五代史·闵帝本纪》载后唐明宗崩，长兴四年（933）十二月癸卯“发丧于西宫，帝于柩前即位”^[43]，是为后唐闵帝。此事《旧五代史·明宗本纪》则记作癸卯迁明宗梓宫于二仪殿，是日闵帝李从厚柩前即位^[44]，是知明宗所殡“西宫”即后唐之二仪殿。据《河南志》，二仪殿位于后唐中兴殿正西，而中兴殿即因袭唐内朝正殿崇勋殿旧址^[45]，则唐“西宫”确切方位，乃在崇勋殿正西。

至此唐末洛阳“西宫”位置已明，至于与之相关联的延和门的方位。首先据哀帝复名敕，此门于天祐二年五月后复名章善门，北宋洛阳人李上交《近事会元》同载此事，或出于避讳，将其中“章善门”改写作“彰善门”^[46]。据《河南志》及《宋会要》北宋洛阳金銮殿因袭五代后唐二仪殿旧址^[47]，且《宋史·地理志》又载北宋金銮殿“对殿南廊有彰善门”^[48]，则可辗转推知，章善门乃唐末洛阳宫城中的“西宫”之南门，故百僚于此门奉慰门内昭宗之梓宫。(www.daowen.com)

再来考究昭宗时期保宁殿之方位。首先保宁殿见诸《长安志》唐长安大明宫，从昭宗曾于此宴见藩将、命内教坊奏乐等来看^[49]，其当属“内宫”中的便殿。又天复三年（903）二月昭宗曾与朱全忠等藩将“会鞠于保宁殿”^[50]，说明殿内附带马球毬场。天祐二年五月哀帝复名洛阳保宁殿为文思殿，说明昭宗入洛之初，是将洛阳原文思殿改名保宁殿。唐末洛阳原有文思殿，且亦附带毬场，如天祐元年闰四月唐都迁洛，七月朱全忠自汴入洛，昭宗曾宴之于“文思毬场”^[51]，此“文思毬场”即文思殿毬场之省称，如《册府元龟》同载此事，即作宴于“文思殿鞠场”^[52]，说明是时昭宗尚未对此殿予以更名。

昭宗随后以长安大明宫“内宫”中的保宁殿之名赋予洛阳文思殿，且同样保持其毬场之设置，则文思殿或一如前者，当属洛阳“内宫”空间范围中的便殿。此点文献有征，如《宋会要》北宋洛阳“内宫”中有讲武殿，此殿“唐曰文思毬场”^[53]，亦即唐之文思殿，而另一北宋殿宇武德殿，位于北宋天福殿亦即昔日唐崇勋殿之北，且其殿门“面北”^[54]。又按《河南志》，北宋讲武殿“与武德殿相对”^[55]，故可最终确定，唐末洛阳宫城中的文思殿，不仅位置已处于“内宫”，且方位更在唐崇勋殿之正北（图4）。因位置毗邻唐之内朝正殿，故其具备人君以便殿宴见君臣等灵活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