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昭宗新命名之洛阳积庆门，杨鸿年先生曾根据唐时门随殿名的原则，提出其当是移植长安兴庆宫积庆殿殿门之名^[32]，观点可备一说，而与之对应的哀帝复名后的洛阳兴善门，其位置现已无从推究，故暂不强作考证。

昭宗新命名之洛阳含章、金銮二门（图4），其于长安宫城中原有位置尚不明晰，而二门于洛阳宫城内之具体位置，可借哀帝复名二门曰膺福、千秋得以确认^[33]。前揭曾论及，唐洛阳宫城的章善门—明福门一线有东西向横街，将宫城分为南部前朝、北部“内宫”，这一横街构造，又为北宋洛阳宫城所继承，如《河南志》北宋洛阳宫城东西两侧分别新设苍龙门、金虎门，其中入苍龙门西行，可依次经过东隔门、膺福门；入金虎门东行，可依次经过西隔门、千秋门，东西相向而行，可最终交汇于北宋洛阳正衙文明殿后向北跨越横街、通入“内宫”的南北向柱廊，而北宋文明殿因袭昔日唐洛阳正衙殿旧址^[34]，故知唐正衙殿后亦直接毗邻横街。不仅如此，《河南志》也明确记载，北宋之膺福、千秋二门名，确立于唐哀帝天祐二年更名敕^[35]。如是可知，唐哀帝时期的洛阳膺福门、千秋门，已布局于宫城横街之上。虽昭宗事先更名二门曰含章、金銮，具体意图已无法详知，但二门兼跨前朝与“内宫”的紧要位置，应是其引起昭宗注意之主要原因。

既已明了膺福、千秋二门于哀帝时期洛阳宫城横街上之大致位置，此时再来审视哀帝复名敕中的洛阳延义门。此门昭宗初名曰含清门（图4），其所对应的长安原址方位不明，洛阳延义门，据《河南志》是宫城东墙外的太子东宫正南门重光门的西侧门^[36]。然而此延义门恐非哀帝复名后之延义门，证据有二：其一，从哀帝复名敕行文来看，诸门的排列顺序，本身已蕴含有一定的空间提示意义，延义门乃位于宫城横街东面膺福门、西面千秋门两者之间；其二，哀帝天祐二年五月主持洛京复名，同年十二月，哀帝又颁新敕，命“延义、千秋两门，只差小黄门三人勾当”^[37]，延义门既与千秋门制度相同，从后者位于横街，且由负责“内宫”通进的小黄门管勾来看，延义门只有同样布局于横街附近，才可在功能上与后者接近。因此可判，哀帝复名之洛阳延义门，亦即昭宗时期的含清门，方位当已新移至横街。(www.daowen.com)

然而此处尚留一疑窦，即延义门的确为唐早中期洛阳宫城东垣外附设的太子东宫的南部偏门，哀帝及群臣对此不至懵然无知，但仍将之改置于宫城横街，则这一新延义门，似应继续与太子东宫建筑保持对应关系。此点文献有征：其一，前揭论及，昭宗入洛之初，曾将洛阳宫城南部三门中的东侧兴教门改名重明门，而重明门乃长安太极宫东侧太子东宫之南面正门，这一建筑名称具有极为明确的东宫政治空间象征意义，昭宗恐非随意为之；其二，哀帝虽在门名复旧的初衷下，改回其兴教门之旧名，但此门向北，经横街所正对的“内宫”区域，于五代、北宋时期确实出现“准东宫”乃至正式的东宫建筑，如北宋洛阳东宫“在苍龙门之西，与左银台门相对”^[38]。今考古探测得知，北宋洛阳宫城自兴教门内向北直抵横街附近的左银台门，此一纵向通路上所布局之主要门址，仍因袭唐洛阳宫城兴教门内诸门旧址^[39]，故由唐兴教门向北，跨横街，正与北宋东宫相对。五代都洛诸朝，虽因未立太子，未有正式的东宫建置，但后唐时期作为东宫“准建置”的皇子兴圣宫，《河南志》即主张其位置与北宋洛阳东宫重合^[40]。有鉴于上述，则唐哀帝将洛阳早中期东宫之延义门，新改置于横街，似暗示唐末太子东宫已出现移入横街之北的“内宫”的事实，且结合前期昭宗以兴教门为东宫重明门，可推测延义门方位当在唐兴教门内向北正对的章善门横街附近，而若参酌上所引哀帝天祐二年十二月敕，延义、千秋二门管勾制度相同，后者属东西向通行横街所经之隔门，故知其方位纵向跨越横街，如此，延义门亦当属纵向跨越横街之隔门，门北可通入内宫中的唐末洛阳新太子东宫。

至于唐末洛阳东宫缘何移入宫城，或可从当时洛阳宫城政治重心变动的角度给出解释。因正衙贞观殿—内朝正殿崇勋殿主导下的常朝政务空间，此时已偏处宫城的西半部，太子东宫若继续沿袭唐早中期传统附设于宫城东垣之外，则皇帝与太子便在物理空间距离上愈加疏远，这与长安时期自玄宗以来太子不居东宫，随皇帝所幸之处权宜安置这一皇帝加强对皇太子掌控的政治手段明显不符^[41]。然而唐末洛阳太子东宫内迁的最重要原因，结合当时朱全忠对皇室政治权力之侵夺，此举或为皇室本身加强政治联合的一种本能反应，皇帝内朝正殿、太子东宫二者在空间上的相容与接近，成为这一政治新动向的外部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