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唐末洛阳宫城更名、复名史事，见诸《旧唐书·哀帝本纪》，《唐会要》《册府元龟》《近事会元》《全唐文》等亦有相应记载^[3]。据上述史料，此事之原委已可确定，即天祐元年（904）闰四月唐都迁洛之初^[4]，昭宗因本人怀恋长安旧都宫室，“虑怀土有类于新丰”^[5]，曾以长安宫室名物改易洛京旧名。同年八月昭宗遇弑身亡，至次年五月壬戌（初四日）其子嗣君哀帝又颁布敕令，系统恢复洛京之旧名。此处且引《旧唐书·哀帝本纪》所载哀帝复名敕：

法驾迁都之日，洛京再建之初，虑怀土有类于新丰，权更名以变于旧制。妖星既出于雍分，高闳难效于秦余，宜改旧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延喜门改为宣仁门，重明门改为兴教门，长乐门改为光政门，光范门曰应天门，乾化门曰乾元门，宣政门曰敷政门，宣政殿曰贞观殿，日华门曰左延福门，月华门曰右延福门，万寿门曰万春门，积庆门曰兴善门，含章门曰膺福门，含清门曰延义门，金銮门曰千秋门，延和门曰章善门，保宁殿曰文思殿。其见在门名，有与西京门同名者，并宜复洛京旧门名。付所司。^[6](www.daowen.com)

据敕文可知，天祐二年洛京复名，旨在革除之前昭宗所立长安宫室旧名，故知敕令所涉建筑旧名，皆曾存在于长安，而所恢复之名，皆为洛京旧有，这为考察昭宗更名的实际空间范围提供了有利线索，而借用后者的明确位置来比对昭宗所立长安新名，便有可能更进一步揭示昭宗此前之政治意图。经爬梳文献可知，哀帝此敕所罗列之门、殿次序，并非毫无章法，而是遵循以宫城为重点，自外而内、由南而北的严格空间秩序，因而宫城外垣诸门，首先成为昭哀二帝关注之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