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全国设有传驿1639所，分为陆驿、水驿、水陆驿、监、牧等五类，朝廷不仅对驿丁、驿车、驿马、驿船数量及用驿流程皆有严格规定，而且对驿程也有规范。据《唐六典》：“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12]可见，唐朝规定通常驿程是30唐里（约16公里），而地势险阻或干旱缺水地区的驿程依情况而定。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全国上千馆驿，目前以馆驿为名的已考定的驿址不多，西北地区仅有数十个而已，详细记载于《图经》和《馆驿使壁记》中。笔者就这些馆驿，尝试探讨驿程的特点。

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记载了唐代长安附近的驿馆数量，是研究驿道和驿馆的重要文献。原文只是分段记载了馆驿数量，而未载明驿名和驿程，如“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13]。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始就有许多学者研究驿馆情况，基本梳理清楚了唐代京兆府境内的馆驿地址和驿道走向问题^[14]。拙文《唐代丝绸之路东中段交通线路数据集（618—907年）》^[15]利用GIS技术，给出了目前已考证的馆驿在现代科学地图上的准确地理坐标。利用GIS测量相邻两驿的直线距离（可称“邻驿驿程”，下文“驿程”多指此意），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邻驿驿程在10公里左右，即约19唐里。正因如此，如果按照30唐里间距计算，《馆驿使壁记》中的驿馆数目与驿道里程明显不相符，李之勤先生在《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16]中亦指出了此问题。

西北地区多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类型，沙漠和戈壁面积较大，绿洲零星分布其间。沙州、瓜州和伊州位于绿洲之地，连通它们的官道要经过大片戈壁或沙地。水草之地是传驿首选之处。沙州附近的驿名中，不少是以泉、草字命名的，如清泉驿、东泉驿、双泉驿、冷泉驿、甘草驿等。

唐代瓜州邻近疏勒河，沙州位于党河下游，两河皆发源于南面的祁连山，瓜沙二州之间地势较为平坦，受河水影响，不少地点有较为丰盛的水草，且多以泉、草命名。悬泉驿，有悬泉水，在沙州东130里，侧出悬崖，故曰悬泉，旁出1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少，汉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路过此地，赖泉水补^[17]。鱼泉驿和阶亭驿位于苦水旁，“苦水有西行三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东泉驿临近东泉泽，“在州东37里，泽内有泉，因以为号”^[18]。李并成先生通过发掘的古城址论证该地域曾是自然环境较好的绿洲^[19]。据表2，瓜沙二州间的驿程大小为20—40唐里，这个数值以30唐里为基准浮动。

唐代瓜伊二州之间的常用官道称“第五道”。“第五道”途经莫贺延碛，自然环境远比瓜沙二州恶劣，水草补给困难。唐三藏法师西天求法途经此地，言“关外西北又有第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闻之愁愤”，“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20]。因此，驿程普遍较远。据表2，第五道的驿程大小为60—90唐里。

综上，不受自然环境限制的长安城附近，驿程普遍小于30唐里；自然环境稍好的瓜沙之间地域，驿程基本以30唐里为基准浮动；水草缺乏的莫贺延碛，驿程大于60唐里，但也不超过100里。由此可见，唐代驿程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www.daowen.com)

唐代驿程的地域性特征对驿址的考证有重要的意义。如“第五道”上的广显驿，《图经》只记载了新井驿北行149里220步经广显驿到达乌山驿，而未载明广显驿与新井驿的驿程。李正宇先生实地考察此道，在新井驿北39.3公里发现古烽燧（今名白墩子），并根据烽燧遗址特点推定其为广显驿^[21]。根据“第五道”驿程的地域性特点，可知广显驿距离新井驿的里程应是60—90唐里，白墩子南距新井驿约74唐里，北离乌山驿约75唐里。这无疑为广显驿的考证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尽管唐代驿程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区域环境的影响，允许缩短或延长驿程距离；但是，从笔者统计的唐代驿程来看，绝大多数驿程都不严格遵从30唐里的标准，即便地理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也未实行。那么，为什么《唐六典》选择“三十里一驿”为基准驿程？

“三十里一驿”是唐承前制的体现，具有历史传承的政治意义。秦朝统一六国，在全国诸多行业推行了标准化措施，也建立系统的公文传递机构——邮，“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22]。汉承秦制，汉初“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23]，置与驿同义，并规定“驿马三十里一置”^[24]。可见，秦汉邮驿制度规定了“三十里一驿”。魏晋南北朝时期，驿程仍沿用三十里。“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25]，虽叙述的是大秦（罗马）情况，但类比中国，驿程也是三十里。或许，唐以前各朝置驿并不一定严格遵从“三十里一驿”，但“三十里一驿”的标准化驿程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成为一种观念驿程。唐承前制，《唐六典》采用观念驿程书写，可能表达了继承正统的政治意义。

“三十里一驿”基本保障了唐代行驿的最低日行里程。按照交通工具来分，唐代传驿有马递、驴递、步递、车递和船递等。畜力、人力和水力的不同，日行里程有很大差异。据唐朝漕制规定的日行里程，“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26]。可知，最低日行里程是三十里，行驿也应大体相当。通常情况下，驿程的选择应该保证公文或物资一日能够到达，而不至于露宿野外。因此，选择“三十里一驿”作为基准驿程，这是符合现实的。当然，唐朝按照事件的轻重缓急规定日行里程，实际往往超过一驿里程，如唐宪宗册封尊号赦文，要求“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咸使知闻”^[27]，推算在十驿以上。